在此次歐美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之前，政府借新債還舊債的循環方式運行了數十年，許多人據此堅信，主權債務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麻煩。然而，隨著希臘等國違約風險陡然增加，全世界不得不直面這樣一個事實：當一個極端的償付高峰來臨時，若未來償債能力不被看好，借新債還舊債的循環可能就此斷裂。尤其是，高舉債所支持的還是超過經濟增長潛力的高福利體制時，過高福利本身也就越來越受到廣泛質疑。
　　以希臘債務危機為例，歐洲一直流傳著德國與希臘的兩種說法。其中，德國認為，希臘之所以被卷入主權債務危機，主要就是因為希臘政府不負責任，其所維持的社會福利遠遠超過它的經濟增長潛力。在出了問題之后，希臘又完全指望別人。因此，德國一直強力要求希臘政府首先從本國削減財政赤字做起。
　　債臺高筑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普遍特征，目前已經相當嚴重。從政府債務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來看，截至去年底，大多數發達國家超過60%這一公認的警戒線。其中，日本、希臘、意大利、愛爾蘭最為嚴重，分別為200%、143%、119%、105%。即使是歐元區最主要的經濟體德國與法國，也分別高達83%與82%，情況并不樂觀。從政府凈債務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底，日本、意大利、法國、英國、美國、德國超過50%，加拿大的35%屬于較低水平。因此，如果按照現有評級標準，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的主權信用風險也值得擔憂，它們的主權信用評級未來可能都有較大的下調空間。
　　以歐盟為例，有數據顯示，歐盟一半的財政支出用于社會福利。高福利制度讓財政支出流動性減弱，勞動力成本增加，同時作為歐洲一體化重要成果的貨幣一體化，也給歐洲福利國家的傳統模式帶來了巨大沖擊。法國的公共開支占GDP高達31%，為歐洲之冠。而此次危機中的希臘債務高達2940億歐元，若按希臘人口1100萬計算，人均欠債2.67萬歐元，如此高額的負債就是來源于希臘的離譜的社會福利。
　　高福利所累積的效應是當前主權債務的深層次原因之一。對于這些高債國來說，未來一段時間可能是陣痛最為嚴重的時候。將存量債務在2011年～2012年的到期規模與2009年～2010年的老債到期額相比，愛爾蘭、德國、希臘、西班牙、法國增長幅度分別為151%、105%、87.5%、46.8%、30.7%。希臘存量債務到期高峰將一直持續到2013年，其2011年～2014年的到期規模，比2007年～2010年的債務到期額增加了近八成。因此，解決當前債務危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辦到，還需要有足夠的耐心與勇氣。
　　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此次幾乎全面陷入債務困境，其經濟自身甚至可能無力進行自我拯救，這種局面在世界經濟史上似乎還從未出現過。過度的高福利制度會在兩方面產生作用：第一，西方國家全面推行的高保障與高福利制度使得政府支出大大增加，與此伴隨的是人口老化在加劇，收入與支出失衡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第二，高福利必然導致高稅收與高勞動力成本，這促使一部分西方國家的產業資本不斷向新興經濟體和轉軌經濟體大規模遷移，導致其自身產業空心化，這一點在“冷戰”結束后的全球經濟一體化體現得尤其明顯。因此，此次的主權債務危機是以極端的方式對高福利體制提出質疑，也預示著高福利天花板時代難以為繼了。
　　當然，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是任何政府不可推卸之責，如果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會讓民眾沒有安全感，導致高儲蓄率和消費難以啟動，經濟也就難以可持續發展。但是，超過經濟增長潛力的過高的高福利制度，必然會使國家負擔加重，眷養懶人，最終成為國家財政之不能承受之重。因此，西方國家將面臨著“去高福利主義”的局面，至于如何把握其中尺度，將成為擺在各國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