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近一次提高債務上限和標準普爾下調美國3A級主權債務資信評級迄今已有一個多月。這兩個事件中，前者會暫時提升市場對于美國國債的信心，因而會造成美國國債價格上漲；后者則會使市場對于美國國債的信心下降，導致美國國債價格下跌。
　　美國的債務上限被上調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奧巴馬任內已經有4次。8月1日這次美國提高債務上限，還不足以造成美國國債價格發生較長時期的趨勢性變動。而美國的國債自1917年全球開始有國家主權信用評級以來，還從來沒有失去3A評級，所以這次美國失去3A評級，應該對于其國債價格產生重大的影響，促使其下跌。
　　但是，美國的國債價格在8月6日以后，卻是上漲的。國債價格與國債的收益率是反比的關系，即國債收益率下跌，則其價格上漲，而其收益率上漲，則其價格下跌。8月5日，美國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為2.5629%。但是8月8日此收益率為2.3161%，到9月9日，已經跌到1.9148%，到9月15日，也才1.9906%。
　　在標準普爾下調美國的債信評級以后，按照傳統的思想，分析家往往認為這意味著市場對于美國國債的信心將明顯降低，也就是美國國債的風險會上升，因此會導致美國國債收益率的上揚，從而導致國債價格下跌。雖然穆迪和惠譽表示繼續給予美國3A評級，但是市場對于美國經濟和美國國債的信心下滑也是事實，美國股票市場大跌就是明證。然而，國債市場卻發生了相反的事實，這里面必然有值得深究的東西。
　　在美國國債價格不跌反漲以后，那些力挺多買美國國債的人議論說，美國國債風險不大，是安全資產。這種單純用國債價格走勢來判斷國債風險的邏輯，在通常的情態下是正確的，但是卻不適用于當前對于美國國債風險的判斷。如果繼續按照這種邏輯來判斷美國國債的風險以及做出相應的投資決策，是會誤導投資者的。
　　實際上，在市場投資機會很多的情況下，投資領域和資產項目都是有很好的替代性的，所以就體現為某投資領域風險增大，資金就會離開該投資領域，那么市場留下的資金就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也就導致資產價格的下降。但是從目前來看，全球值得投資的領域和機會，已經比較稀缺，因此資金在投資領域里并沒有很好的選擇余地。也就可以說，在美國國債的風險增大后，全球經濟風險也增大了，其他領域投資的風險也同樣增大了，而且投資領域非常狹窄，所以二害相權取其輕，美國國債領域涌入的資金更多，導致美國國債價格反而上漲。這是經濟領域的“吉芬效應”在國債領域的體現。
　　目前全球經濟增長再次放緩，面臨二次衰退的風險。歐洲債務危機繼續往縱深蔓延，美國高失業狀況遷延，新興經濟體面臨滯脹風險。全球實業領域投資面臨過度消費不可持續和產能過剩的制約，而且財政刺激政策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導致流動性膨脹，所以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非常稀少。在美國國債評級下調以后，美國經濟和國債的風險上升了，但是全球經濟的風險同樣上升了，所以才出現美國國債資信越是降低，其價格越是上漲的怪異現象。
　　因此，目前美國國債價格的上升，絕對不是美國國債風險下降的體現，恰恰是其風險上升的體現。美國國債風險上升，那么美元資產的風險也在上升，全球經濟未來或將面臨美元和美元資產的風險傷害。不過這種傷害，其實也是對于過去幾十年來全球部分地區過度消費和過度福利、部分地區過度生產與過度出口的畸形的經濟模式的強行糾正，是全球為這種不平衡的經濟發展模式最終買單。　（作者供職于東航國際金融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