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幾則環保新聞頗耐人尋味：云南曲靖鉻渣污染嚴重危害百姓健康，曾引發千人上訪，當地環保官員稱“賠了錢了，就不要追究了”；群眾反映河南舞陽縣河南金大地公司污染問題，面對記者提問，該縣環保局局長雙唇緊閉、一言不發；聯邦制藥(內蒙古)公司污染空氣遭舉報，當地環保局官員稱“習慣了就沒事了”。
　　從報道看，上述涉污企業明顯存在以下特點：都是當地重點招商項目和利稅大戶；均有多年排污歷史，多次被群眾投訴，問題卻總難見改觀。而環保執法在面對這些企業時，不是軟得像豆腐，就是繞道而行。
　　現在在一些地方，大項目、重點工程是地方的政績工程和GDP工程，項目方手中大都握著張“免擾牌”，只要能夠給地方帶來可觀的稅收，能讓地方主政者實現“任期內效益最大化”，就是付出些環境代價也在所不惜。更有甚者，在個別地方，企業和政府串通一氣，操控環保部門，讓其變成實現利益的工具：據報道，我國《環境影響評價法》實施近8年，但踩法律紅線的現象屢屢發生。在個別地方，大項目上馬要么根本不做環評，要么環評只做個樣子，以應付上面檢查。一個明顯例子，按照國家規定，鉛蓄電池廠周邊500米內禁止居民居住，但廣東紫金血鉛污染肇事企業的環評報告，卻“隱藏”了禁居區范圍內的129戶村民，致使96人血鉛超標。而這份環評報告，竟然通過了縣市環保局的層層審批。
　　雖然節能減排是約束性指標，關系到“一票否決”，但我國目前的環保體制是雙軌制，人事上受制于當地政府，環保執法需看當地政府的臉色。而當環保執法一旦影響到GDP和地方政績的時候，被一票否決的首先可能是執法人員。安徽固鎮縣環保局就曾因“擅自”執法一家利稅大戶，觸怒了縣領導，該局6名干部被作出停職處理。如此的事件并非個例。
　　近年來，我國將環境保護作為轉方式調結構的重要手段，環境工作雖然取得較大成效，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資料顯示，我國環保面臨的壓力仍在持續加大，全國仍有三分之一的城市空氣質量超標；城市河道和內湖污染嚴重；農業面臨污染形勢嚴峻，城市污染有“上山下鄉”、向農村加速轉移的趨勢。
　　若干年前，云南陸良縣是一個山清水秀的南方小城，素有“滇東明珠”美譽，但由于多年“殺雞取卵”式資源開發，讓這里的生態發生了徹底變化。大量的鉻廢渣污染，不僅讓種植業蒙受損失，民生也付出慘重代價，不少人生了怪病后無錢醫治，只能靠吃臭蟲等偏方維系生命。試問這樣的發展模式，希望何在，幸福感又在哪里？不知地方主政者能否以此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