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經濟進行著再平衡的過程，而從經濟增長模式和經濟結構看，中國也正處于結構轉型的十字路口，中國經濟的轉型條件是否已經具備？怎樣才能做到轉型成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拐點的相繼越過和庫茨涅茲拐點的即將到來為擴大內需實現轉型提供了良好的契機，目前在當前通脹水平高企之下，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實現經濟順利轉型，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在規模上需要增加，更重要的是在方向上也要實現轉變，最終建立一個內需拉動型的新的經濟增長模式。
　　因刺激政策所一度緩沖和掩蓋的結構性問題需重新關注
　　中國經濟時報：在你看來，目前中國經濟主要存在哪些經濟結構問題？
　　巴曙松：2009年美國次貸危機危機之后，大規模的政府投資帶動的政策刺激促使中國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率先出現V型復蘇。但是兩年之后，政策刺激的效果逐漸趨弱，在世界各國經濟增長回歸常態化的同時，中國經濟也面臨挑戰。在危機之前曾經困擾中國經濟發展，但卻被刺激政策所一度緩沖和掩蓋的一些結構性問題，需要重新受到關注。
　　中國在工業化初期曾采取了傾向重工業發展的“趕超戰略”，在特定的人口結構下，這導致國民儲蓄迅速提高。加之人口撫養比在1980年以后持續下降，總生產人口占比持續上升，中國消費占GDP的比重日趨下降。而高儲蓄帶來的低資金價格使投資一直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中國高儲蓄、高投資、高經濟增長的“三高發展模式”推動經濟取得了長足的增長。
　　同時，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受益于區域產業轉移和低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中國出口對GDP的拉動和貢獻率日益明顯，疊加九十年代歐美新經濟帶來的旺盛需求，對外依存度日漸提高，對外需的依賴也日漸明顯。
　　在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階段，低企的利率政策導致了財富分配向資本的傾斜，同時勞動力的大量供給也壓低了勞動力報酬，這最終導致了國民財富分配格局的失衡，表現為資本收益占比過高，勞動報酬占比過低，這一分配格局極大地弱化了消費需求。
　　由于資源配置向可貿易部門的不斷傾向，導致第三產業發展滯后，而第三產業對于吸納勞動力，促進消費升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過分依賴外需的增長方式在供給和需求兩個層面對第三產業的擴大內需產生了抑制作用。伴隨著全球經濟的再平衡過程和中國自身要素情況的變化，這種增長模式越來越不可持續。
　　中國經濟時報：在促進經濟結構轉型中，目前國內的條件是否具備？
　　巴曙松：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勞動人口占比持續上升不僅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也通過高儲蓄率保證了資本存量的不斷增加，從而促使了中國投資拉動型增長模式的成功。但諸多證據表明，中國在2004年前后已經歷了失業率的大幅下降，職位空缺率與求職人數比例首次突破100％，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速度日趨下降，而在2004年以后，每年城鎮新增的農村勞動力數量不足5％，大幅低于2000年以前，而農村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則呈現加速上升態勢，年均增速高達15％到20％。這預示著劉易斯拐點的越過，將為促進轉型帶來機會：一是農村居民收入提升所能帶來的消費增長將快于城鎮居民，農村消費興起仍有廣闊空間；二是勞動力成本的持續上升必將導致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日漸喪失，這將倒逼中國出口部門進行產業升級和轉型。
　　而且，根據2010年進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結果以及聯合國數據顯示，中國高自然增長率、高人口存量的時代已經過去，目前中國面臨的情況是老齡化速度加快與后續勞動力不足并存。勞動力總量供給的稀缺疊加劉易斯拐點帶來的低端勞動力結構性不足，這將導致中國勞動密集型的低端出口產業受到沖擊，同時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將提升消費需求，內需替代將是必由之路。
　　此外，目前中國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人均 GDP在 3255美元到10064美元之間的國家，屬于中等收入國家。歷史證據表明，正是在這一收入水平上，不同經濟體之間出現了分化，許多拉美國家在較早擺脫貧困陷阱后就長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中國仍然處于庫茲涅茨拐點的左側，伴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但是2004年以后，伴隨著中國經濟越過劉易斯拐點，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的趨勢開始放緩。一旦中國順利越過庫茲涅茨拐點，國民收入將獲得進一步提升，中等收入陷阱下內需不足的問題也將得到有效緩解。
　　積極財政政策不僅在規模上需要增加更要在方向上實現轉變
　　中國經濟時報：目前的外部因素對我國的經濟轉型有什么影響？
　　巴曙松：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之后，各國政府相繼推行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受此影響，歐美發達經濟體相繼實現了經濟復蘇。但目前伴隨著刺激政策效果的逐漸弱化，歐美經濟亟須通過內生性力量獲得增長。然而危機過后，歐美經濟尚未形成新的增長點，因此中短期來看需求恢復尚需時日；更為重要的是，從長期來看，歐美各國在危機過后開始逐漸反思之前的發展模式，過度依賴金融輸出、忽視傳統制造業、高杠桿的超前消費等情況在未來可能改變，這將使中國出口長期面臨持續的壓力。
　　中國經濟時報：在調結構上的政策偏重點應該在哪里，怎樣才能有效地既做到擴大內需又實現了經濟順利轉型？
　　巴曙松：一般來說，貨幣政策重在總量調節，而財政政策則重在結構調整，更具有針對性、節奏性和靈活性。目前在當前通脹水平高企之下，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實現經濟順利轉型，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在規模上需要增加，更重要的是在方向上也要實現轉變，最終建立一個內需拉動型的新的經濟增長模式。
　　首先，經濟的財政政策應加大消費性投資力度，為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提供完善的基礎條件。在過去的三十年里，中國生產性投資占主要地位，隨著生產性投資投入的不斷增加，其負面作用不斷顯現，經濟過熱、通脹水平高企、消費擠占低迷等。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投資驅動方向亟待轉變，應加大消費性投資力度，因為消費性投資兼有消費和投資雙重屬性，在經濟轉型期間，既可以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也可為下一步消費為經濟增長提供有力的基礎條件和環境。
　　其次，應充分發揮財政職能作用，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擴大消費的能力。缺乏消費能力是近些年中國經濟消費萎靡不振的主要原因。收入高者消費飽和，收入低者無消費能力，“啞鈴式”的社會群體結構難以形成消費驅動性經濟動力。而且，社會保障能力的明顯不足使得居民消費能力雪上加霜。因此應多方位、多渠道地增加居民收入，通過補貼的形式提高低收入者得收入；通過增加培訓投入的方式提高居民的專業技能，增強提高收入的能力；通過扶持中小企業的形式提高就業機會，增加收入；通過公共服務均等化地方式提高居民未來收入的預期等。
　　再次，還應大力支持、鼓勵和培育民營經濟，通過鼓勵創新和減稅的方式壯大民營經濟，這樣既能有效拉動內需，還能夠實質性的提供就業崗位，增加人們收入。民營經濟目前已占GDP的60％以上。但當前我國投資過分集中在不能吸收就業的資本密集型行業，而金融、教育、鐵路、醫院等又都設了很多門檻，民營經濟既享受不到資本密集型行業的資本投入福利，也難以進入那些易營利的生產性服務業。政府要轉變職能，加大對民間投資的扶持力度，打開投資渠道，消除壟斷，驅除投資政策屏障，鼓勵創新，加強投資引導。
　　最后，積極的財政政策也應注重分配公平。中國雖然連續若干年9％的經濟增長率，但居民收入增長率慢于經濟增長率，并派生出貧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問題。而居民收入低主要體現在：一是在國民收入中勞動者報酬占比越來越低，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比同時期的發達國家低30個百分點，比其他國家低15－20個百分點。二是居民收入慢于經濟增長，我國在過去十幾年中經濟增長率9％左右，而居民收入增長率只占7％左右。三是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拉大，我國基尼系數在2007年達到0．48。要想擴大內需，必須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收入增加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收入分配合理才能消除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