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市市委書記最近談到保障房建設時，定下了如下規矩：一是不準改變保障房的性質，必須是政府直接干，而且是真干；二是絕不允許造假，不允許出現質量問題；三是政府準備 “賠100個億”。至于這100億的賬，是因為國家分解到哈爾濱市“十二五”期間保障房建設任務是27．3萬套。哈爾濱市把位于黃金地段的地塊用于保障房建設，保障房造價在每平方米三、四千塊錢左右，而同一地段商品住房價格高達每平方米達1．2萬元。（《中國經濟周刊》9月6日）。
　　作為一個長期落后于國家整體發展進程的老工業基地，哈爾濱市擁有龐大的棚戶區以及龐大的住房困難家庭。100億，對于尚屬于欠發達、基本上是吃飯財政的哈爾濱市顯得格外不容易。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委書記表態投入100億用于保障房建設，斬釘截鐵的氣魄背后，是強烈的民生情懷。不過，把必要的公共服務視為“賠”，顯然有違關愛弱勢群體、構建和諧社會的行政倫理。不僅如此，一個“賠”字不僅折射出地方政府在職能上的錯位，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前財稅體制下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傾向。
　　世界上任何一個民主政府，都會把為弱勢群體提供必要的救助視為分內之責。地方財政用于保障房建設，正是給予弱勢群體人道關懷的題中之義。更何況，就算這100億的支出是一種沒有回報的 “虧本生意”，當地政府也不能只算支出賬，不算收入賬。地方政府壟斷土地出讓的二級市場，巨額的土地出讓收入支撐著地方財政。雖然地方政府為解決弱勢群體的住房問題支出100億，但政府征收和出讓土地的收入，又豈止100億？
　　筆者無意譴責哈爾濱市有關負責人“賠100億”的說法用詞不當，只不過，一個“賠”字，折射出相當一部分地方政府在保障房投入上的認識誤區。
　　時下，面對“十二五”期間層層分解的保障房建設指標，很多地方政府大聲喊窮。其實，只要將保障房投入和當地的土地出讓金收入作個比較，就會發現前者占后者的比例并不算高。
　　加快保障房建設的政治意義，很多地方政府的負責人講得頭頭是道，但言行上卻并不一致。而言行上的矛盾，又根植于長期以來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快財稅體制改革，逐漸削弱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以此調整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結構，或許是一條值得探索的問題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