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正朝著正確的調控方向發展，但結構上還需要做出調整。
“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胡錦濤總書記最近用三個“最嚴格”強調中國的土地管理制度。“7·23事件”后，中國高鐵投資規模開始壓縮；停止一切主題公園建設，清理高爾夫球場項目。這些信息表明——中國準備開始接受投資減速。
此外，現實的財政狀況可能也會迫使投資減速。今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大幅下降幾成定局。由于土地出讓金收入是地方政府城市基建支出的主要資金來源，可以預期地方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大幅放緩或不可避免。
1-7月累計投資增速維持在25.4%的高位。其中，中央項目已經錄得-4.7%的負增長，而地方項目增長28%。值得關注的是，5、6、7月份單月投資環比顯著減速，分別為0.08%,-0.67%,0.27%。宏調政策階段性結果是貿易順差快速增長，貿易順差從年初負值回升到6、7月份分別為260億美元和278億美元的相對高位。
主要經濟體中還沒有哪個像中國一樣，每年將一半左右的GDP用于資本形成（投資），而消費僅占到33％的水平。如果按照今天中國龐大的公共投資計劃推進，投資比例還會進一步提高。
投資率上升到極端高度的宏觀效應是通貨膨脹、投資回報率下降和經濟下行風險累積。
中國的通脹，從需求面上看是多年的貨幣超發，從供給面上看則是投資效率低，資源錯配。中國在這兩方面皆很突出。
當很大部分的經濟活動處于低效率的狀況后，宏觀上的表現是最后財務負擔都會增加到經濟中有效率的部門身上。在一定程度上政府經濟活動會使得有競爭力的實體部門越來越虛弱。
今年上半年我國財政收入增長了30%，在銀行體系20萬億資金被凍結的情況下，銀行利潤增長50%。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如何賺錢？損害供給面的結果是累積未來通脹的壓力和經濟下行的風險。
當前輸入型通脹的概念很流行，這是孤立地靜止地看全球商品市場對中國的影響。所謂輸入型通脹因素其實很大程度是內生因素。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已超過美國達到55%，這本身就說明“中國因素”是支撐全球能源和商品市場核心要素之一，某種程度要超過“金融因素”的影響。中國近兩年的公共投資的大幅擴張，使得這個市場處于“緊平衡”，金融資本才敢往上做。若中國投資明確減速趨勢，全球大宗商品或會下跌30%-50%。
公共投資減速的宏觀經濟含義還包括：信貸資源更多分配給私人部門，中小企業融資條件改善。由于投資被抑制，青壯勞動力緊張局面能得到舒緩，工資漲幅能變得平緩下來（劉易斯第一拐點階段的特征，工資上行更多受到基建和制造業領先的產業結構所決定，更似周期性因素而不具備長期的可持續性。當勞動力成本達到了邊際成本的時候，就宣告這個過程的結束）；短期經濟或因投資放緩而下行，但隨著流動性的退潮，私人投資增長會對沖掉政府投資的減速，經濟將會走向軟著陸方向。
其實中國企業韌性很強，這么高的宏觀稅負（美國財年稅收2.2萬億美元，相當于其經濟規模的14%。中國小口徑財政收入今年達到10萬億人民幣，相當于經濟規模的25%，再加上其他基金收入、企業收入，宏觀稅負恐怕高達35%），政策上又經常受到政府經濟活動擠壓，但依然生命力頑強。這也說明中國制造的確有很多內在獨到的競爭力。政府若能進一步給予支持（減稅，更直接的是約束政府活動，減少與企業爭資源，成本就能下來），中國經濟宏觀面和微觀面的活力很快就能釋放出來。
央行最近再度加碼了量化控制的手段。但量化緊縮方式對私人部門擠壓是不公平的，它們過多地承擔了緊縮政策的后果（實體融資成本的暴漲）。
關于未來的政策，筆者一直建議對現行宏觀政策進行結構性組合：控公共投資（這個是核心）＋加息（這個幅度有限，如果投資有效減速，也可能就此不會動了，畢竟政府債務負擔需要時間換空間的方式去稀釋）＋逐步降低存款準備金率（自然地逐步釋放資金供給和需求）。
逐步淡出量化緊縮的軌道，改善私人部門的資金供給，提高效率增加供給是壓制通脹的正向邏輯。
如果一切有序地、主動地、可持續地實施，我們有理由增強對中國經濟軟著陸和通脹拐點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