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主要國家實施了經濟刺激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這些措施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金融危機帶來的各種問題，相反，大量的救市資金投入，使得歐美國家政府債務激增，財政赤字不斷擴大，一場浩浩蕩蕩的主權債務危機在歐美蔓延，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頭號殺手”。
在應對金融危機最關鍵的一年——2009年，美國財政赤字達到二戰以來最高水平，總額相當于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同樣，在歐盟成員國當中，財政赤字占GDP比重最高的是愛爾蘭（14.3%），其次是希臘（13.6%）、英國（11.5%）、西班牙（11.2%），法國居中等水平，比重為7.5%，這些國家的財政赤字率都遠遠超過了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中各成員國財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能超過3%的規定。而如今，這些高財政赤字率的國家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主權債務危機的漩渦里，因此，有人說過高的財政赤字是危機的“魔鬼”。
赤字財政是凱恩斯首先提出的，但他的初衷是要把它變成挽救危機的“天使”。他認為在經濟蕭條時期，財政政策應該為實現充分就業服務，赤字財政政策通過增加政府支出或者減少政府稅收，對刺激經濟增長是十分必要的。在短期內，經濟若處于非充分就業狀態，社會的閑散資源并未充分利用時，財政赤字可以擴大總需求，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刺激經濟回升。從這個角度說，財政赤字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它能促進經濟實現充分增長。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主要國家也正是按照這一思路，開展了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據估算，截至2010年底全球財政刺激方案規模達5萬億美元。但是，如果財政赤字規模過大，會引發國家信用危機。因此，許多國家都仿照歐盟規定，將一國財政赤字率的警戒線定在3%，超過3%就被視為存在財政風險。經濟學家還認為，赤字水平在4%以上屬于“不可持續”，超過5%就屬于高赤字“危險”狀態。
可為什么仍然有這么多國家無視3%紅線，使得財政赤字率飆升呢？西方委托代理條件下的道德風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在人數眾多的大國，由于監督成本上升和“搭便車”效應，很多居民行使所有權的能力有限，往往會放棄對代理人的監督投票權，而委托給一些代表性人物或者機構對代理人實行監督。在這樣一種多層級的委托代理關系中，代理人容易形成內部人控制，有可能違背其對委托人的契約責任，并采取損害委托人利益的行為。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政府主導救市導致政府收入減少但開支急劇增加，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急劇上升。2009年2月，美國國會通過了耗資789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其中35%用于減稅，65%用于增加政府投資，刺激方案中一大塊被分配到社會服務領域，如提高失業補助、發放食品券以及為窮人和老人提供醫療補助等。看上去不錯的方案，卻為多方所詬病，原因就在于這個方案資金來源主要是發債。按照李嘉圖等價定理，政府通過舉債來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果是零，因為政府發的債券遲早是要還的，人們會為將來的高稅率做準備，增加儲蓄而不會增加消費。可以說，這個經濟刺激方案無非是美國政府作為代理人，為了盡快擺脫危機局面以獲得選民支持，主動過度舉債，透支了委托人的長期利益而已。
二是由于信息不對稱以及代理人能力有限等原因，為了維護自己的短期利益，代理人可能會置委托人的利益于不顧而采取機會主義行為，有著非常強烈的舉債和制造財政赤字的沖動。因為債務到期時間往往超過政治競選周期，還債責任一般都由繼任者去承擔，而眼下為了競選連任，政府可以寅吃卯糧，毫無顧忌。發行公債是赤字財政政策的重要工具，而公債的擔保者是政府主權信用，政府有稅收收入，所以政府不會出現破產情況，即使債務到期而又無財力還債，它仍然可以借新債還舊債，甚至不惜開動印鈔機。尤其像美國這樣的國家，不管國內負債還是國外負債，都是以本幣計價，它完全可以通過印刷更多的貨幣來還債，通過制造通貨膨脹使債務無形蒸發。
財政赤字是天使還是魔鬼，政府道德是界限。歐美大規模的財政刺激過后，人們仍然無法從哀鴻遍野中尋找到一絲希望的曙光，經濟增長乏力，財政可持續性不強，歐美政府幾近黔驢技窮。單純的財政赤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背后數以萬億計的政府債務，大規模的政府債務存量以及各種沒有顯現出來的隱性負債，將拖累未來經濟的持續增長。面對高額財政赤字和巨額政府債務，穩定增長的財政收入是緩解危機的關鍵，而這有賴于經濟的企穩回升。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后，縮減財政赤字和促進充分就業，對歐美國家來說同等重要。
在通貨緊縮、低利率的經濟環境無法通過公債貶值減少赤字的時候，竭澤而漁、寅吃卯糧的危機處理方式又不可持續。擺在歐美國家面前的道路有三條：一是縮減一切不必要的開支，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二是變賣政府資產，獲得資金收入；三是實行本幣貶值，向債權人轉嫁危機。走哪條道路，歐美政府再一次面臨道德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