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行上半年日賺逾20億元，在上市公司十大“賺錢機器”中，銀行板塊雄踞七席之多。不過，銀行股的利潤最大化，充其量不過是嫁禍于人的結果，為其埋單的乃是廣大中小企業，是廣大的銀行客戶，也是資本市場的廣大投資者，這是一個讓人無以欣慰不勝其憂的“杯具”。
年內四次加息、六次“提存”，為什么不僅絲毫沒有影響銀行賺錢步伐，反而使得他們更加賺得盆滿缽滿呢？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凈息差的貢獻。連續三年蟬聯“全球最賺錢銀行”稱號的工行上半年營業收入高達2311.6億元，其中59.44%來自存貸款利差收入；農業銀行的上半年利息凈收入作為該行營業收入的最大組成部分，占比更是高達78.6%。統計顯示，農業銀行上半年凈利息收入1447.30億元，同比增29.6%，凈息差收益率同比更是提升32%之多。
顯而得見，銀行業高盈利水平主要并非本身的能力，而是得益于令西方同業艷羨的經營環境。正如筆者所言，一邊打貨幣政策調控的“大算盤”，一邊打維系和擴大存貸息差的“小算盤”，這就是中國銀行業一個公開的秘密。在通貨膨脹的背景下，銀行業不僅可以依賴政策保護繼續維持足夠的息差，而且還可以借著調控名義，進一步提升自己的貸款議價能力，從而使得息差空間反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進一步擴大。
一方面，存款利率仍然維持在通脹率之下，借用一句謝國忠的話來說，“讓存款利率保持這么低的水平，就是赤裸裸地搶劫窮人，養肥富人。”另一方面，由于貸款利率高漲，銀行資金管制力度加大，進一步推高了中小企業融資成本和貸款難度。許多中小企業為了維系企業生存發展最起碼的資金需求，不得不冒著極大的風險去借高利貸。
一些銀行機構不僅無動于衷，反而協助某些因獲得其授信額度支持的國企和上市公司以委托貸款形式放高利貸。銀行通過這種多層級的資金倒騰，固然又多賺了不少，而社會融資成本提高，卻將中小企業逼進了一個“貸不到款、融不到資是等死，借到高利貸是找死”的死胡同。
值得注意的是，靚麗的業績并不足以掩蓋中國銀行業潛藏的風險。其中最大的風險莫過于“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僅五大行反映出來的此類平臺債就已高達28809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三四成不等，但這個數字跟此前國家審計局所統計的約為10.7萬億元的總額顯然仍有著不小的差距。
難怪業績靚麗的銀行股，反而買了個“白菜價”，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市場對銀行風險預期的反映。銀行不良資產太多了，就剝離給國家；資本充足率不足了，就賴上股市。現在錢賺多了，卻連一點“周公反哺”的表示都沒有。尤其讓人不能不反感的是，國有銀行搖身一變上市以后，一邊年年都增發、配股、發債，把股市當成了提款機，一邊還不宣而戰，巧立各種數不勝數的收費項目，掏老百姓口袋里的錢比什么都隨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