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務部門要征“月餅稅”，這引起了人們的爭議。
　　實際上，“月餅稅”該不該征，發放月餅的福利該不該有，都是爭論不出頭尾的問題。應該問的是，為什么在有的管理部門惰于作為，“調查靠媒體，處理靠通報”，留下大片履責空白的時候，稅務部門卻一枝獨秀，不僅“勤于作為”，而且“勇于作為”，把敏感的“胡須”伸進每一個可以收稅的細小角落?為什么在工資增長幅度落后于稅收增長幅度的情況下，“發月餅”的單位卻熱衷于發放實物“福利”?
　　前幾個月，沈陽的菜店里出現了問題豆芽，開會處理的時候，這個部門說這事不歸我管，那個部門稱這事我管不了。前些年，北京市對自行車征稅，每到年底年初的征稅季節，但見大街小巷、粗窄胡同布滿征稅的攤點，為的是向每輛自行車征收幾元錢的稅。在這里，有關部門的懶得作為和勤奮有為，二者表面看大相徑庭，實際所遵循的乃是同一個邏輯。在權力本應履責、有益于公眾的地方，它們經常消失得無影無蹤，地溝油、問題奶粉、有色饅頭……近些年震動全國的大案要案，哪一個是職能部門在履責過程中發現并曝光的呢?
　　但是，用申辯“發月餅”的不同性質，來反對稅務部門對“福利月餅”收稅的理由，實際上是用錯了“盾牌”。從“月餅稅”中，人們看到的是有關部門在逐利時無孔不入的性狀。
　　向“福利月餅”征稅的非正當性，并不能證明“月餅福利”本身的正當性。塊把月餅并不能代表什么福利，但現實中，“月餅福利”的有無，并不以發月餅部門的真正福利的好壞為條件。發月餅的“動力”，正在于福利由錢幣到實物的轉換上。也正是由于存在這種轉換，生產月餅的廠商才膽敢生產天價月餅而不愁賣不出去，采購月餅的人也才寧愿在購進“福利月餅”時“就高不就低”。這時候，決定福利以什么形式發放的權力，在沒有監督或者監督松懈的時候，是必然要“上下其手”從而推高月餅價格的。
　　同樣道理，“月餅福利”的非正當性，也不能證明向“福利月餅”征稅的正當性。把福利待遇規范化，給公民的經濟活動及其利益留有適當的自由空間，這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稅務部門把觸角伸進任何一個微小毛孔的后果，就是所有生利的地方都被迫用非正當和“非法”的辦法來規避非正當的征稅。像這樣以非正當行為制止、抵制非正當行為，還各自都以為自己行為是正當的，這才是向“福利月餅”征稅真正可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