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短期效果看，將商業銀行保證金存款納入存款準備金的繳存范圍，會對中國商業銀行體系內的流動性造成非常大的沖擊，但若從長期來看，這樣的調整有利于理順中國傳統貨幣政策傳導渠道，能有效彌補社會融資總量的監管漏洞，加大央行貨幣政策影響社會融資總量的范圍。
央行正準備將商業銀行的保證金存款納入存款準備金的繳存范圍。據報，相關通知已下發，將納入上繳基數的商業銀行保證金存款包含承兌匯票、信用證、保函三部分。這個大舉措，從近處看，是為了能有效彌補社會融資總量的監管漏洞，降低銀行系統性風險，而放長了距離看，筆者以為，更預示著中國正朝著建立新型金融調控體系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
按照當前商業銀行保證金存款的規模計算影響，目前凍結資金可能達到近9000億元，相當于提高傳統準備金率兩至三次。從短期效果看，毋庸諱言，這會對中國商業銀行體系內的流動性造成非常大的沖擊，但若從長期來看，這次調整有利于理順中國傳統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加大央行貨幣政策對社會融資總量影響的范圍。
本質而言，一國的融資結構與金融體制有很大的相關性，我國的融資模式是由信貸主導的。改革開放30年多年來，以銀行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占據我國社會融資總量的80%至90%，構成社會融資及貨幣供應的絕對主力。比如，2002年人民幣貸款占比為92%。央行貨幣政策調控也可以簡略概括為：根據GDP增速確定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大致增速，并將之折算為當年新增貸款規模。央行貨幣政策目標名義瞄準M2，實質只須控制住信貸規模。
然而，近十年以來，隨著全球金融自由化以及中國“金融深化”和“金融脫媒”的快速發展，中國金融機構的融資規模占全社會融資總量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影子銀行、表外業務以及各類產品比重正在上升，表內信貸增長量已不能準確反映全社會的資金供求狀況，這個變化已深刻地改變了傳統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機制”。因此，全方位建立針對社會融資總量的風險監管體系刻不容緩。
金融脫媒和大量表外資產的出現，影子銀行發展迅速，資金脫媒對信貸投放有重要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銀行可自由運用資金比率下降；二是脫媒資金流向直接融資市場，直接融資規模增加，信貸擴張速度放緩。而另一方面，其他融資方式發展迅速，銀行貸款在社會融資總量中的比重下降。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金融總量快速擴張，金融結構多元發展，金融產品和融資工具不斷創新，證券、保險類機構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加大，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對貸款表現出明顯替代效應。2010年新增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6.33萬億元，為同期新增人民幣貸款的79.7%。而在2002年，新增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1614億元，僅為同期新增人民幣貸款的8.7%。
再查看今年上半年的數據，這種趨勢更加顯著。由于穩健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供給控制較嚴，但社會資金需求旺盛，在“規模外”資金供給明顯增多。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銀行信貸同比少增3524億元；外幣貸款同比少增457億元，但委托貸款、企業債券凈融資以及金融企業股票融資同比分別多增1684億元、1874億元和309億元。在央行不斷加息、提高準備金率以及動用公開市場頻繁操作的同時，我國社會融資總量還能有如此規模的急劇增長，就是因為影子銀行、表外業務以及各類金融創新急劇放大了社會融資總規模。
隨著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市場的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成為重要的“信用創造者”，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對社會融資總量影響越來越大。這些機構超越了傳統的證券承銷業務，不斷通過自身的資產和負債活動為實體經濟部門提供重要的外部融資。比如，證券公司、投資基金公司、住房資金管理中心、擔保公司、養老基金公司、期貨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它們的一些資產構成了貨幣供應量。保險公司業務的發展使保險存款增長較快，對貨幣供應量以及社會融資總量的影響越來越大。
近幾年，銀行等金融部門內部的融資活動和信用聯系日趨加強，整個社會的信用鏈條越拉越長。銀行借助資本市場實現上市和上市后再融資，不斷增加和充實資本金，從而導致銀行信貸規模不斷膨脹，銀行資金脫媒趨勢越來越顯著。
2010年，我國銀行業實現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融資，滬深股市上市銀行的A股股權融資總額為5632億元（含IPO、再融資），加上A股可轉債融資后達到6387億元，以及H股股權融資額5208.9億元，合計總融資額達1.16萬億元。其中，僅自2006年大型銀行在A股上市至今，銀行的首發融資加上增發配股融資、股權融資，總額即達5254億元，占過去5年上市公司融資總額的20%以上。如今，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的市值已分別位居全球第一和第二。隨著信貸規模的不斷擴大，未來銀行通過資本市場融資的規模也將越來越大。
與此同時，總量調控的收緊也產生了一些結構性問題，中小企業的資金饑渴導致資金供需加速失衡。于是，銀行信貸與民間金融之間形成了位差，致使民間利率奇高，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小額貸款公司貸款、保險公司賠償、典當融資等非正規金融的融資規模的增長。這樣看來，當前央行擴大存款準備金覆蓋范圍，我們應當密切關注銀行間與民間資金需求同時上升或將引發的資金鏈斷裂風險。
不過，相比貨幣調控政策失效、資金信號失靈以及政策傳導機制失靈，短期的資金市場動蕩以及可能引發的暫時失血，或許是金融調控轉型過程必須經歷的陣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