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浙江省臺州市明確提出樓市限購措施，成了二三線城市限購“首令”。(8月28日《京華時報》)
　　二三線城市“限購令”政策的本意，是將一線城市與二三線城市對接起來，形成一個聯動的機制，讓“限購”成為較大范圍房市政策的一部分。
　　然而，即使短期內二三線城市樓市降了溫，逐利的資本又會把目光投向下一個“價格洼地”，那么房市漲價趨勢與調控壓力都會繼續延續下去。“逆漲價”顯然不是限購令所想看到的結果，但它卻是一線城市限購令的“副作用”。
　　限購令所行之地，房價均有下滑與受挫，但同樣被驗證的是，“限購令”只是從供求鏈上部分抑制房價，不是治本之策，會帶來報復性的“逆漲價”。正因為如此，二三線城市限購的施行必須要更注重“可預期性”與“務實性”，避免重蹈一線城市限購令的負效應與“軟調控可能”：譬如不能以單一的戶籍為限制規定，政府力度要集中于對投資需求的遏制上；譬如要廣開正規流通渠道引導游資，而不是任其下行；譬如對保障房建設速度要迅速跟上，以時間換降價空間。
　　我覺得，解決中國的房市問題，最終需要明確住房的公益性質，也需要改革稅費體制，更要讓保障性住房成為房屋建設的主體。房價問題終究要回到市場的領域來解決，行政性的限購令也終究有退出的一天。正是這樣，一線城市也好，二三線城市也罷，應急性的限購令其實無力承載過多厚望，公眾更期待市場深處的“刮骨療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