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國央行已與韓國、阿根廷等6個國家和地區的央行及貨幣當局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總額達到6500億元人民幣。截至2011年6月，這個數字已上升至8412億元人民幣，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的國家和地區也增至12個。
針對這一現象，北京大學中國精算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郭生祥博士在接受《經濟參考報》“金融大家談”欄目專訪時表示，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上，貨幣互換承擔著重要角色。“這可能是促進中國金融市場化、國際化，所能采取的科學的漸進的最優辦法，可以說是與市場化、國際化的一次無縫對接。”
現任澳大利亞精算師協會名譽主席的郭生祥博士，非常認可中國央行當前走的貨幣互換之路。但他同時強調，人民幣國際化不能僅滿足于貨幣互換這個層面。“如果人民幣與多種貨幣建立了雙向互換協議，事實上就等于建立了一個以人民幣為中心的‘一對多’的交換、融資、清算系統。如果圍繞此系統建立一個貨幣交換中心，再在上面建立一個融資資金池，如果這樣，未來的前景顯然可能就是世界金融中心的第三極。”
郭生祥認為，如果劃分世界金融體系的話，美元當仁不讓為第一極，歐元正在形成第二極，人民幣很有可能接替每況愈下的英鎊成為第三極。
據介紹，國家間貨幣互換起源于美聯儲，是一種基礎性的套期保值的手段與方法。郭生祥認為人民幣的互換與美聯儲大規模的貨幣互換性質不同，一般來說，美聯儲本身不存在外匯儲備“流動性困擾”，而只存在“印刷量大小的困擾”。而人民幣的互換其實是發揮了貨幣互換協議對貿易推動的功能，相當于給進口方提供了“貿易融資”，而人民幣計價和結算則降低了過去美元計價結算體制下的人民幣匯率波動的風險。
郭生祥向《經濟參考報》“金融大家談”欄目表示，“充分利用貨幣互換，可以促使其他經濟體中央銀行擴大與中國央行間人民幣的交易，使人民幣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其他經濟體的官方儲備貨幣，并逐步推動人民幣在官方交易中可兌換。另一方面，逐步開放國內金融市場，放松資本賬戶管制，改進人民幣回流機制，使人民幣在更高層次上承擔投資貨幣的職能。促使其他經濟體自發地將人民幣作為匯率安排上的某種‘錨’貨幣，進而成為其他經濟體外匯市場的干預貨幣。”
當然，貨幣互換也存在一定風險。郭生祥向《經濟參考報》“金融大家談”欄目強調說，如果中國與對方國家所持本幣均未實現國際化，那么其支付結算功能局限在國內市場；兩國互相持有對方貨幣，都存在因為沒有強大的債券市場和其他成熟的金融投資渠道，而使得其貨幣的儲備功能與投資功能無法有效地發揮，從而導致持有的貨幣頭寸存在較大的市場風險，最終積累的長頭寸只能向對方國家調鈔才能平衡，既有匯率風險，還要承擔調鈔費用。
構建人民幣互換基金池，則可以有效地防范風險。郭生祥建議，在人民幣“一對多”的互換、清算系統中，籌建互換資金池，可以極大地擴大這個系統，從而推進清算功能的發展。
具體而言，一是在即時清算的時候，也可以仿照國際清算銀行，按照年度實行雙邊差額互換以及余額結算，既包括一個經常賬目系統，也包括逐步建立一個資本賬目系統，在直接的雙邊結算融資中，鼓勵圍繞以人民幣為中心，實行間接的雙邊互換；二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排除雙方需要一定的外匯，中國富余的外匯完全可以提供一定的信貸。
郭生祥認為，在這“一對多”的交易中，既可以在這“多”中彼此尋找對沖，然后是余額采用外匯結算，在這個過程中，逐步配套允許把海外人民幣投資中國證券、債券的渠道，那么這個事實上的以人民幣為中心的結算中心，就既類似瑞士國際清算銀行，也類似IMF、世界銀行，從邏輯上這確實意味著第三極金融中心的形成。
郭生祥還建議，為了擴大這個規模，甚至可以把一些國家主權債務也放到這里交易，連同企業債、機構債，這樣就初步建立了一個多元的債務結構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