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東部時間7月31日晚間，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民主黨、共和黨兩黨領袖達成協議，同意上調債務上限，避免政府債務違約風險。參議院與眾議院最早將于周一就協議投票。至此，一波三折的美國債務危機露出了解決的曙光。美國兩黨之間這場舉債上限談判，近一個月來將全球資本市場弄得緊張兮兮，風聲鶴唳，中國也不可能置身事外。美國的債務危機，無疑是中國股市近期走勢低迷的重要外因，不僅如此，它還成為懸掛在中國巨額外匯儲備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從某種意義上講，在今年爆發的美債危機中，最緊張的不是互相頂牛的美國民主、共和兩黨，而是中國政府。截至目前，中國政府至少持有1.16萬億美國國債，是全世界持有美國國債最多的國家，如果美國發生債務違約，中國勢必將遭受嚴重損失。
　　自1994年來，人民幣就事實上采取了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在“出口創匯”的旗幟下，中國開始不遺余力地囤積美元。截至2011年6月末，中國外匯儲備已達3.2萬億美元，其中70%是美元資產。而與此對應的是，20世紀初以來，美國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不斷衰落，加上歐盟的挑戰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競爭，以及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的打擊，“強勢美元”的口號式政策在事實上早已無法維持，最近十年美元跌多漲少。美國享盡了通過濫發美元轉嫁自身危機的好處，中國則因為儲備了大量美元資產而成為美元貶值的最大受害國。如果說2008年爆發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促使中國政府洞察到外匯儲備中美元比重過高的危險，那么，此次美債危機的發生，無疑會進一步強化這種憂患意識。在此背景下，加緊實施外匯儲備多元化戰略，理應成為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
　　盡管從表面看，中國決策層與外儲運作機構已經在“減持美元，實施外儲多元化戰略”上達成共識，但從實際情況分析，這種共識并不牢靠。證據之一就是，中國外匯儲備的管理者減持美元不夠果斷，缺乏應有的速度和力度。從2009年起，中國政府開始著手減持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促使外儲多元化。不過，聯系目前中國外儲中美元資產仍占七成這一現實數字，便不難得出“中國外儲減持美元的速度過慢”的結論。考慮到最近兩年來人民幣對美元一直在持續升值，中國外儲減持美元不夠果斷帶來的損失，無疑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證據之二就是，前不久，我國外匯管理局有關負責人撰文表示，人民幣升值并不會直接導致中國外匯儲備遭受損失。該文之所以發表，是為了反駁之前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張岸元先生提出的“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外儲損失”的觀點。這場備受關注的論戰，雖然可以理解為學術爭鳴，但也暴露了中國政府高層在匯率問題上的分歧。既然中國政府高層并不完全認可人民幣升值（即美元貶值）會讓外匯儲備遭受損失，那么可以想見，貨幣管理當局在實施以減持美元為重要特征的外儲多元化戰略時，自然難免有所保留，不會盡心盡力了。
　　事實上，人民幣升值（美元貶值）必然給中國外儲帶來損失是一個常識。以此為邏輯起點，中國外匯儲備減持美元的戰略決不能走回頭路。兩年前的金融危機和此次的美債危機，已經昭示了美國經濟模式過度迷戀金融杠桿、寅吃卯糧的運行弊端，也暴露了美國政府利用美元特殊地位以鄰為壑、轉嫁危機的道德風險，因此，即便是一言九鼎的穆迪依舊維持美國債務信用的AAA評級，中國也必須堅定且具有力度地減持美元資產，加緊實施外儲多元化戰略。
　　減持美元后，中國外儲的最好選擇是投資他國的戰略性礦產資源，比如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產等。從千秋萬代的長遠發展需求來看，這些不可再生資源不嫌其多，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消耗，它們將會變得越來越珍貴。盡管從理論上講，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有可能改變人類對傳統資源的依賴程度，但這還是一種不著邊際的猜想，不如掌控可見的不可再生資源來得實在。其次是購買黃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黃金作為硬通貨，其“最后的支付手段”的角色依舊不可被剝奪，持有黃金，遠遠比持有任何貨幣保險，更何況在我國央行的資產儲備中，黃金所占的比重嚴重偏低。再次是適當購買歐盟、日本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貨幣、股票或債券。不過，考慮到這些國家或地區充滿經濟風險和政治動蕩等諸多不可測因素，外儲投入其中的比重不宜過大。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美元資產仍應在中國外匯儲備中保持一定的比例。這個比例，應該和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現實地位相稱。
　　目前有一種說法是，外儲中美元資產比重過大，使得中國實施外儲多元化戰略時處于兩難境地：如果中國大量減持美元，則美元價格必然大跌，中國外儲中的美元資產必然隨之縮水；如果不減持美元，則中國難以實現外儲多元化。雖然的確面臨這樣的難題，中國外儲管理者仍應堅定地加大減持美元的力度和速度，正所謂“當斷不斷，必受其亂”，在特定的復雜國際金融態勢下，那種兩面討好、全身而退的做法，可能只是一廂情愿的幻想，在減持美元、實施外儲多元化戰略這一問題上，中國決策者也許該有點壯士斷腕的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