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周二（8月2日）就是美元主權債務的大限了，很多人都在擔心，一旦美國國會不能就政府債券額度達成一致，就極有可能造成美元主權債務危機，并波及全球。畢竟，這個世界的經濟還在被美元主導著；畢竟，美國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影響的陰影尚未散去。值此全球經濟仍處震蕩時期，如果美債再來添亂的話，那可真是雪上加霜了。
　　那么，這場即將爆發的危機有沒有避免的手段和解決的機制呢？從“避免”的角度看，我們希望的是“治標”手段，盡管這樣做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對于高燒超過四十度的人來說，先把溫度降下來才是一切后續手段的前提。然而遺憾的是，即便是治標，美國人可選擇的手段也少之又少。
　　首先當然是美國兩黨達成協議，給主權債務人（美國政府）喘息的時間，以圖今后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但國會對此冷淡是有理由的，時間能撫平美元債務危機的創傷嗎？如果不能，那美國政府只能迎來更大的危機和更嚴重的后果，如果是那樣的話，還不如把問題早些暴露出來的好。
　　其次，美國政府也可以選擇美元貶值的辦法來減輕債務負擔。實際上，白宮對于自身債務危機早有“預感”，今年5月聯合國授權北約對利比亞動武時，美國一反常態地往后躲，就已埋下了日后美元貶值的伏筆。一旦美債出現問題，美國可以通過徹底“回避”利比亞和平解決方案的方法，使美元在石油產出國的控制力下降，從而使美元指數下滑，以此來緩解美債難題。（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人也許很后悔那么早地披露了擊斃拉登的消息，因為那讓美元指數大升）。如果還不能達到預期效果，華盛頓可能真的就要全面調整外交政策了，用一位軍事迷的話來說就是全面撤退。盡管這可能與所謂的美國國家利益相沖突，但作為旁觀者，從純粹的學術角度說，這也是一種選擇。
　　除此之外，奧巴馬政府恐怕就只能像現在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國家那樣，采取資產置換的方式來化解矛盾了。但美國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又是聯邦制政體國，政府可用于置換的資產究竟有多少，與其債務比例有多大，是個相當值得懷疑的變量。
　　但即使存在所謂的治標靈藥，美元主權債務在深層次上的矛盾仍是問題的關鍵，這些矛盾累加到一定幅度時，依然會以爆發的形式出現，并嚴重沖擊世界經濟，這才是有遠見人士最擔心的。那么，美元債務問題的深層次矛盾有哪些呢？
　　首先，長期貿易逆差是美元主權債務膨脹的直接原因。美國人總是喜歡把貿易問題政治化，批評其貿易順差伙伴的匯率政策、關稅政策，甚至是產業政策等，卻完全忽視了貿易差的本質。著名金融學家莫頓·米勒在1994年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一次公開演講中，以日美貿易沖突為例解釋了貿易差的根本原因。米勒教授認為，是日本的高儲蓄率和美國的低儲蓄率造成了兩國的貿易差，高儲蓄率必然帶來高投資率，當國內投資不足以滿足這種需求時，轉向國外投資同樣必然。日本人選擇了美國作為投資對象，而對美投資需要美元，于是向美國出口多于進口就成了唯一選擇。一旦日本人拿到更多美元，就會投資于美元債券。反過來，在這種特殊激勵下，美國人只要缺錢就可以大肆發行債券，從而進一步鼓勵了美國的低儲蓄率和高負債率，這當然也包括美國政府的高債務率。
　　如果米勒教授的上述分析是正確的話，那么第一個不可回避的深層次矛盾出現了：一方面，美國作為世界主導貨幣的發行主體，必須不斷輸出美元，而輸出美元的最直接、最主要途徑就是貿易逆差（這和當年的特里芬難題基本一致）；另一方面，貿易逆差必將推動其他國家對美國的投資，這就要求美國必須輸出美元債券，而美元債務達到一定規模時，其償債能力就可能捉襟見肘。由此，債務危機就要出現。
　　借著米勒教授的邏輯往下捋，抑制美元高債務率的必然環節是提高美國的儲蓄率，假定一定時期內美國國內生產性投資水平不變，提高儲蓄率的途徑就只有“要么政府減少消費，要么民眾減少消費”了。減少政府消費的最簡單途徑，是將政府消費轉向政府投資，但這恰恰是美國政府最不愿做的。一方面，凱恩斯主義的失效給美國人以深刻的教訓，政府投資的最大問題在于任何人都證明不了政府比市場更聰明；另一方面，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政府放棄救助支柱產業，轉而鼓勵新能源、新技術產業的調整政策，這已在后金融危機時代開始發揮作用，一旦要政府轉向投資，就意味著奧巴馬政府必須放棄已經見效的救助政策，這個層面上的矛盾可能更不可調節。
　　美元主權債務危機背后的這些不可調和的深層矛盾，正是美元主導世界經濟的現有體系開始出現瓦解的征兆，這是舊體系崩潰的前兆和新體系建立的序曲。美元必須被新的主導貨幣所取代，并建立更科學的貨幣發行機制。我們所能做的，除了默默承受新生前的陣痛外，就是做好迎接新體系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