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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紀委在對本地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有關公車改革相關建議回復時稱,給公車貼標簽曾在上世紀90年代推行過，滋生出特權車問題，招致群眾不滿。（《新快報》7月24日）
在公務車上貼標簽,即在公務車前蓋上噴涂難以遮蔽的標識，在車門噴涂單位名稱、車輛自編號、單位及所屬地方紀檢部門監督電話。按廣州市紀委的說法，上世紀90年代曾這樣操作過，可公務車車身上明明白白標注的車輛信息反而成為“特權的象征”，因此不再重蹈覆轍。
這種答復站不住腳。貼標簽的公務車會被某些公務員拿來“炫權”，是因為人們無從依據標簽開展有效監督——如監督電話打不通，或車輛所屬單位和紀檢部門對舉報信息置之不理；再如，公務車可以全天候被濫用私用，監督電話的服務時間卻短得很，節假日也放了大假。一來二去，讓積極監督公務車的群眾寒了心。
反過來，如果紀檢等部門能保證監督電話暢通無阻、處置舉報公正高效，讓標簽信息發揮作用，根本不會出現炫權車、特權車。更何況，在“隨手拍”的當下，公務車一旦貼上標簽,信息一覽無余，私用情況被曝光的風險將大大提升，炫權可能性倒是越來越低。
筆者想問的是，為什么廣州有關部門推進公務車改革，寧可耗費大價錢上馬一套監控系統，也不愿信任和接納公民監督，不能善用民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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