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稅政策能激勵出口，但也會讓無良廠商鉆空子，玩“先出口再進口”的把戲，既人為“做大”了貿易量和貿易額，也造成了無謂的運輸等成本耗費，更使大量財政支出虛擲。為防止類似事件繼續存在和重現，既要加強監管，更要矯正市場扭曲
“達芬奇事件”持續發酵，一個個問題被不斷揭出。其中，筆者最關注與出口退稅等政策相關的市場扭曲，認為這是發生這類事件的一大誘因。同時筆者注意到，近期圍繞“達芬奇事件”的種種討論，對此似乎涉及較少；其實，這是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警示。
按照目前我國實行的出口退稅政策，廠商將產品出口后可獲增值稅退稅，而產品在國內銷售，則要足額征稅——于是，內外銷之間存在一個等于出口退稅率的套利空間。與此同時，如果產品內銷，將面對國內市場較高的流通成本。因此諸多擁有優質、有出口競爭力的產品的廠商，很自然地選擇放棄國內市場——這其實是國內消費者對國貨好感、信任度不高，更青睞“洋貨”的一個原因。不過，外銷市場也有容量限制，一些“精明”的廠商發現，在出口并且獲得退稅后，如果運輸、倉儲和再包裝等的成本不高，大可以把產品重新進口，這一來，國貨就變成了“洋貨”，利用國內消費者對“洋貨”較高的好感和信任度，能獲取超高利潤。如此便產生了很嚴重的市場扭曲。
以“先出口再進口”的“模式”獲取高額利潤，主要包括下述幾種情形：其一，廠商根本用不著支付海運、倉儲和再包裝成本，只要設法將貨物送進保稅區兜一圈，就可以既得到出口退稅又扮成“洋貨”假進口；其二，將報關出口的貨物拉到大洋上轉一遭，不用到歐美那么遠，沾點洋氣就運回來；其三，真下點本錢，把貨物運到歐美即自稱的“原產地”，再包裝一番運回來，借著“國際品牌”效應和消費者的信息不對稱獲取暴利。
出口退稅政策能激勵出口，但也會讓無良廠商鉆空子，玩“先出口再進口”的把戲，既人為“做大”了貿易量和貿易額，也造成了無謂的運輸等成本耗費，更使大量財政支出虛擲。
我們已經看到，這一亂象普遍存在于出口退稅政策適用的眾多制造行業，達芬奇公司或者家具業，僅是被揭露出來了而已。從媒體披露的信息中，我們可以看到達芬奇的深圳-某國-上海的“先出口再進口”路線圖：經深圳口岸出關，拿到出口退稅；海運到某國，洋氣沾上了；再運回上海進關，進口稅率極低。而后，依靠“100%原裝進口”的說辭以及洋品牌，以進口報關單據作證，叫賣到天價——已被公開披露的加價幅度甚至高達1000%！天價暴利之外，出口退稅也是這家公司重要的“利潤”來源。已有媒體估算認為，按照它2010年40億元左右的銷售額，如果10%是先出口再進口，可以拿到3600萬退稅；如果50%的產品先出口再進口，那么退稅額高達1.8億元。
追逐暴利的達芬奇，除涉嫌產地造假，還將低價材料制作的家具謊稱為“高檔原木產品”。它能夠長期逍遙法外，相關部門的監管疏失脫不了干系：13年里竟然沒有監管人員光顧過達芬奇。
為防止類似事件繼續存在和重現，既要加強監管，更要矯正市場扭曲。
首先，應當清除以“先出口再進口”套利和造假的土壤。我們完全可以用結構性減稅政策來替代出口退稅政策，矯正后者誘發的市場扭曲。對包括家具業在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實行結構性減稅政策，可以激勵和支持它們維持和擴大就業，雖然減少了一些稅收，但同時也少支出了出口退稅，因此并不會增加政府財政負擔。如能進一步設法促使國內市場流通成本下降，則可引導和幫助優質產品廠商更好地平衡內外貿，提升國內市場上國產貨的檔次和信譽，逐步扭轉消費者心目中“洋貨才高檔”的印象。
其次，要在進口和國內市場等環節彌補監管漏洞。已有的《進出口家具檢驗規程》等監管規范，主要強調技術和質量，不涉及原產地核查；保稅區監管無法有效遏制同一產品停留保稅區內、先出口再進口的套利行為；而國內市場監管又忽視對進口產品尤其進口奢侈品的管束……這些漏洞，都要一一堵塞。似乎，我們的市場監管者和許多消費者一樣，也存在對“洋貨”的過度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