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4日，英國《衛報》頭條爆料，英國老牌報紙《世界新聞報》在2002年非法竊聽失蹤少女米莉·道勒及其家人的電話，擾亂警方破案。消息一出，舉國嘩然。隨后，更多深水炸彈被引爆，《世界新聞報》竊聽閥門被徹底打開，丑聞如洪水涌出，在英國掀起驚濤駭浪。
　　但我們不能光顧看笑話。其實，“竊聽門”之所以能在英國社會引發驚濤駭浪，對默多克新聞集團的聲譽產生重創，從另一側面說明了英國社會對隱私權的高度珍重的傳統，他們對竊聽視之為破壞公民的言論自由、通訊自由和隱私權，秘密竊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引發社會振蕩在所難免。
　　而我們其實更無笑話可看，因為，搞秘密竊聽事件在我們國家并不罕見。如廣東江門一家出租車公司，就曾購買竊聽設備竊聽其他出租車公司的調度信息；種種私家偵探公司也往往采取竊聽方式來獲取他人是否有外遇之事，滿足雇主的要求；曾有一位副廳長就曾雇傭私家偵探竊聽該廳一名處長。而網絡和社會上兜售手機監聽器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
　　而且，比起英國等西方法治國家來說，我們對于保護公民免于被“竊聽”的法律更不完善。《世界新聞報》搞竊聽的記者被捕入獄，在我們國家，雖然刑法上有與竊聽相關的罪名，比如“非法生產、銷售間諜專用器材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等罪名，但直接規范和打擊竊聽行為的罪名并沒有。大量的竊聽行為，要么不能發現，要么發現了也是不了了之。
　　更為重要的是，像英國等西方法治國家，他們對竊聽的規范和打擊，更重在對公權力的規范上。在英國，制定了《1997年警察法》、《2000年偵查權限制法》，美國有《反竊聽法案》，日本有《監聽法》等。他們強調了在運用竊聽手段進行偵查時，必須要有司法審查，必須要符合相應的條件，必須由專門的機構和人員實施。
　　通過英國“竊聽門”事件，我們一方面應當嚴格制定法律和加大打擊力度，防范公民個人和團體搞竊聽，侵犯公民合法權益;另一方面，更應當呼吁制定法律，對公權力進行嚴格規制，防范公權力利用竊聽隨意侵犯公民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