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CPI的連續新高，豬肉成了明星，它的價格成了中國價格趨勢的主要標志，但真要以此明星價格實施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該如何入手的確頗費周章。
　　道理簡單：農業部統計的數據顯示，自2000年以來中國生豬出欄數散養的比例從當時的80%以上下降到2007年的50%（出欄數50頭為散養）——在這樣的現實之中，談一通貨幣政策怎么影響養豬，當然可以很宏觀地說豬肉價格的波動，有養豬成本的問題，有養豬周期的問題，但這些問題要放大到什么程度，以何種理論推演才能和央行貨幣政策掛起鉤來，卻也沒有現成的格式。實際觀察中豬肉價格的波動可以直接掛鉤的是生豬供應量多少，而和貨幣政策的從緊從寬要達到的效果，幾乎都是相反的。
　　2009年貨幣政策極為寬松，市場充滿對流動性泛濫擔憂的時候，豬肉價格是下降的，那是因為當年生豬供應多了；而在今年貨幣政策從緊，可豬肉價格卻是上漲的。變化最怪的一年是2008年，金融危機雖然造成了全球流動性缺乏，但豬肉價格卻曾經是這輪新高之前的歷史最高位。這個最高位的出現和經濟基本面無關，就是豬少了造成的。因為2006年至2007年藍耳病在我國南方各省流行，導致2007年至2008年初生豬供給短缺，2007年全國生豬出欄量為56508.33萬頭，比2006年少出欄近4700萬頭（《中國畜牧業年鑒（2008）》）。
　　雖然有人總結了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生豬價格波動為三年一個周期，但這個周期說是不是靠譜，是否還需要更長時間來檢驗？因為肉價在CPI的數據權重，一切未必都可以忽視，但這可能太要求我們有耐心了。即使對豬肉價格的三年周期觀察到10次以上就需要三十年。
　　而僅從2008年前歷史高位的這個三年周期看，中國養豬事業就有了很多前所未有的變化。未來更長的時間養豬事業將會如何演變？是誰都不知道的。假如一定要預測一下的話，那么像傳統養豬大省四川、河南、山東等地說不準各上個七八家上市公司，中國養豬徹底集約化了也未可知。那時養豬和貨幣政策的效果能夠有所關聯，可能就有點靠譜了。
　　不過假如未來不是養豬事業發達了，而是養肉牛的事業發達了，我們該怎么辦呢？
　　其實物價的波動是一個正常的經濟現象，漲了會跌，跌了會漲，這是不需要有多大爭論的。雖然價格問題之復雜常常并非是某種理性的分析就可以終止爭論的。因為價格的波動，不僅關乎民生和經濟運行，還涉及政府應該怎樣管理物價，而政府目前管理物價就拿CPI當令牌。它高了，就要降低它。它權重里的豬肉影響最大，因此管好豬肉的價格將成為政府主要責任也就順理成章了。
　　想消除豬肉對CPI權重的影響，迎接豬肉宏觀經濟學時代的到來，政府還有一個辦法，就是直接以行政的手段干涉豬肉的價格。但可用的手段也不多，就兩種：第一是限價；第二是動用國家的儲備手段。但這都是對市場物價自身調節的背離。自改革開放以后，豬肉的價格經常發生波動，但人們并非吃不到。1978年以前中國豬肉價格穩定不變，卻要憑票才能吃到肉。
　　因為實際生活中有多少人要吃多少肉，市場有多少肉可以賣，以及豬肉的價格波動，是市場自然交易產生的結果。在某個時間節點上有點大變化，也不用看成是壞事情。豬肉價格便宜了一半，銷售量未必會增加了一倍。同理肉價漲了一倍，也不會少賣一半。但在這樣的上下浮動之中，養豬的人自然會調整他們養豬的多少。如今肉貴了，養豬的人就會多。到這一批小豬都長成大豬出欄了，肉價就會因為生豬供應充分而自然下降。
　　這需要時間的過程，而人為地提前進入豬肉宏觀經濟管理的時代，也許會適得其反。但愿中國的豬肉永遠像懶惰的豬八戒那樣可愛，保持一定程度的聽天由命的精神，而讓經濟學教科書上少一種豬肉效應導致經濟危機出現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