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含量較低、缺乏世界級品牌、主要靠低成本進入國際產業鏈低端的傳統“中國制造”正逐步喪失原有優勢，面臨著轉型升級的壓力。與此同時，伴隨全球經濟復蘇，美國提出再工業化和制造業重新崛起，南美、東歐區域“近客戶制造”轉移趨勢顯著，制造業領域的技術、市場競爭將不斷加劇。如果不盡快轉變發展模式、調整結構，“中國制造”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會進一步拉大。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抓手，也是引領“中國制造”升級的重要著力點。戰略性新興產業與“中國制造”間的關系，可以理解為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的變動和融合過程。新舊產業的演進從根本上說，是生產要素的轉移和重新組合，新產業的創立不僅要利用新要素，還要吸收舊產業原有的生產要素，使其特質發生變化，適應新產業的需要。在此過程中，部分生產要素，比如資金、資源等可以直接轉移，而另外一些生產要素，比如勞動力、技術、土地建筑等則需要進行某些質變。在一般市場條件下，這種轉變主要靠個人或企業的努力。當轉換成本高的時候，公共部門將發揮作用進行推動。
　　需要強調的是，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之間沒有天然的鴻溝，高新技術的發展和推廣并不意味著對傳統產業的完全替代，而是對傳統產業注入新的活力，提高其成長性和競爭力。從現代產業體系的發展歷程來看，一方面，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融合趨勢日益強化，兩者之間出現大量的業務交叉、戰略聯盟和并購重組，使雙方邊界逐漸模糊甚至消失；另一方面，新興產業也在不斷倒逼和引導傳統產業的轉移和提升：當兩者在資源、勞動力、資金等要素上的矛盾日益尖銳時，傳統產業的要素供給和市場需求就會發生變化，出現倒逼傳統產業轉移的趨勢，當新興產業需要依賴傳統產業的基礎進行發展時，通過技術外溢促使傳統產業生產效率和技術能力逐步提升，出現引導型的傳統產業轉移趨勢。
　　在我國現階段，判斷戰略性新興產業引領“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路徑是否可行，需要對兩者在特定階段的兼容性進行探討。從產業發展周期來看，戰略性新興產業處于萌芽期，是培育發展的高峰；傳統“中國制造”處于成長期的中后期，是產業轉型的高峰。我國既要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搶占未來經濟制高點，又要迅速實現“中國制造”轉型突破，呈現出新興與傳統產業高峰同步的格局，是實現經濟體系健康、協調發展的重要保障。
　　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中國制造”的沖突主要表現在資源的占用上，但這一沖突也隱含著兩者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如果“中國制造”繼續對資源、能源過度消耗，對環境嚴重污染以及擠占大量的資本和勞動力，將會擠占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資源、惡化產業發展環境。反之，如果將資源過度集中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傳統“中國制造”的凋敝會帶來嚴重后果，而且戰略性新興產業也失去了傳統產業所形成的技術積累、制造能力、產業組織等基礎的支撐。
　　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中國制造”的耦合，主要表現在要素流動、結構銜接和布局交叉上。
　　要素流動包括產品、技術和資本三個方面：產品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制造業的產品替代與互補并存；技術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高新技術向傳統制造產業擴散、滲透；資本方面傳統制造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投入進行積累，還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較為成熟的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
　　產業結構的銜接包括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橫向銜接指戰略性新興產業對傳統制造產業鏈的延伸，縱向銜接指新興產業與傳統制造在發展的時間順序上先后承接，并促進其優化升級。
　　布局交叉是指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會在傳統制造業領域集聚人才、資本，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發展，另一方面隨著要素稟賦的動態調整，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傳統制造的區域布局會出現相互轉移。
　　戰略性新興產業引領“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路徑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跨越式的產業新生。即為迅速改變長期在低端徘徊的局面，從某些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環節上選擇技術跨越，直接發展具有自身知識產權的高端產品。積極投入研發和引資發展是“中國制造”實施產業新生的可行途徑。制造企業可以利用現有的市場優勢，堅持在研發領域加大投資，掌握核心技術，在國內外市場需求強勁時完成產業升級。引資來源不單指國外，也包括本區域之外的其他國內地區。
　　二是信息化、低碳化的產業延伸。應用相關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先進技術、設備和產品對“中國制造”進行信息化、低碳化改造，既可以基于產業鏈推動“中國制造”向前、后附加值高的兩端延伸，向新興領域的旁側派生，又能夠為電子信息、節能環保產業的迅速發展提供強大的需求驅動。
　　三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產業融合。戰略性新興產業與“中國制造”的產業融合表現為相互滲透、相互交叉，最終融為一體，形成新產業的動態發展過程。產業融合一般經過技術融合、產品與業務融合、市場融合三個階段。在產業融合的過程中，應根據我國不同經濟區的發展特點，建立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傳統制造業集聚的產業群落，并在其中形成價值鏈各環節的互動效應，以謀求整體增值效應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