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借貸市場的亂象引起政府重視，近日，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座談會上強調，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要十分關注民間借貸市場的狀況。王岐山指出，就業是民生之本，小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直接關乎就業增長、經濟轉型和社會穩定。要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加快轉變金融業發展方式，推進結構調整和改革創新，全面提高對小企業的金融服務水平。
　　從孫大午，到吳英，再到最近自焚的包頭巨商金利斌，這些新聞人物的背后，有一個共同的影子，就是民間借貸市場。在高強度的金融壓抑之下，中國形成了以“銀信合作”和地下錢莊等為特征的“影子銀行”。這些灰色金融機構繞開了管控嚴格的正式金融市場，以高利貸的形式在市場上翻云覆雨。當下，緊縮的貨幣政策使中小企業貸款難上加難，當這些企業主們企圖從黑市尋找脫困之道時，等來的不是雪中送炭，而是落井下石。與此同時，在高利率之下，民間借貸市場也成為了一個高風險的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一觸即發。
　　形成今天這種境地，罪魁禍首不是別人，正是我們一以貫之的金融壓抑。金融壓抑造成了銀行業嚴重的信貸歧視，而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則深受其害。有統計顯示，雖然非國有部門對中國GDP的貢獻超過70％，但是它在過去十幾年里獲得的銀行正式貸款卻不到20％。在過去30年的時間里，在金融壓抑的環境中，民營企業何以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北京大學教授姚洋認為，這很大程度上源于正規金融機構的“漏損效應”。即在金融壓抑的經濟體中，金融資源通過非正規甚至非法途徑從國有部門向私人部門“漏損”。
　　這種“漏損”帶來的往往是“只富官商不富民”。沒有強大政治資源和背景的中小企業，只能通過高利貸來維持資金鏈。對于這種壓抑之下的漏損，德國前總理艾哈德曾說，“如果不采取更自由的市場經濟方式，就會陷入絕對的極權主義中去。”
　　如同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一樣，金融自由是金融的天性。這種天性的重要表現，就是對金融壓抑的反抗、叛逆和救贖。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初，司法機構并不承認債務、期權轉讓的合法性，但是，金融的自由天性最終沖破了奴役的籠牢；在當代中國，絕大部分民間金融始終處于正式的金融體制之外，這種灰色甚至非法的處境，就如同壓在石板下的種子，仍在艱難地生根、發芽和努力尋找成長的空間。
　　面對各種民間借貸市場的亂象，如果只是一味地加強監管，或者單純通過法律制度防止正規渠道的資金“漏損”至非國有企業，那么，民營企業只會面臨更大的生存困境，與此同時，市場經濟也更趨“權貴化”、“官僚化”。既然自由是金融的天性，何不順應這種天性？在《金融壓抑下的法治、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一文中，盧峰、姚洋經過精密的實證分析后認為：如果能夠給非正式的執行機制留出空間，私人總是能夠找到一些方法來克服這些制度上的缺陷，使整個經濟接近社會最優水平。“就中國的金融發展而言，改革銀行體制、尤其是使利率市場化所帶來的收益可能遠遠超過改善法治的收益。”
　　金融自由和開放是民間金融的唯一救贖之道。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如果不放開利率，就會推動更多資金轉入地下。”或許有人擔心放開民間金融、利率的市場化會帶來更大的風險。然而，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在民間金融已成規模的現實下，不讓它們獲得合法地位，就無法進行實質的監管。最后，我想以《來自競爭的繁榮》的一段話來結束本文，取消政府對價格的管制之后，“黑市突然消失了，櫥窗里擺滿了貨物，工廠的煙囪突然冒煙了；街道上貨車川流不息。……貨幣改革那天的鐘聲一響，經濟恢復便在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