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現任財長拉加德如愿以償成為第十一任IMF總裁。
有兩個原因使這次IMF總裁更替引起特別關注。第一，拉加德是首位通過“競選”產生的IMF總裁。雖然沒有改變歐洲人擔當這一職務的慣例，但“競選”與單一提名通過，已有了本質的不同。第二，新總裁產生過程的重大改變，使國際社會對拉加德任期內IMF的進一步改變產生了新的期待。不過，筆者認為，有些改變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有些改變受利益約束，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些改變還需靠新興市場國家共同努力推動。不可對拉加德任期有不切實際的期許。
新興市場國家逐漸成為參與國際事務的主要力量已是趨勢。這次IMF新總裁遴選，出現了兩名候選人，另一位候選人是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墨西哥央行行長卡斯藤斯。雖然IMF新總裁遴選的第一個條件是“有處理國際事務能力”。候選人需要在高層次經濟政策制定方面具有卓越的記錄，具備杰出的職業背景以及領導全球機構的管理和外交才能。卡斯藤斯不是來自G8國家，沒有參與“國際重大事務”的經歷，當然“不具備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連他自己都自我解嘲地調侃“零概率”當選IMF總裁。不過，卡斯藤斯的“候選資格”比拉加德當選顯然具有更大的歷史性意義。
第一，66年來第一次出現歐洲之外的候選人，向打破IMF總裁由歐洲人擔任的不成文“國際慣例”的新規則推進了一大步。
第二，大大增加遴選過程透明度。卡斯藤斯的候選改變了批準單一候選人的走過場的形式程序，結束了被提名與當選幾乎是一回事的歷史。卡斯藤斯的候選使拉加德的當選過程首次出現競選和聆訊，傳遞了更多候選人和遴選過程的信息。
第三，新興市場國家參與處理國際重大事務的趨勢得到了認可。G20峰會在危機后成為應對危機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多邊平臺，新興市場國家成為應對危機推動經濟復蘇的不可忽視的力量。卡斯藤斯取得候選資格，顯示新興市場國家參與全球重大事務的時代已經揭幕。
由此，國際組織的代表性的改善應該可以被預期。拉加德在“競選”拉票時許下承諾，要給新興市場國家更多IMF的中層領導位子。我們相信，新興市場國家的訴求不是變相買官賣官，IMF總裁也不像各國總統選舉。作為一個國際性組織，IMF組織結構特別是職能與各國政府不一樣，新興市場國家支持拉加德當選的條件也不是簡單的官位訴求，國際組織的代表性是發揮“國際組織”全球性作用最重要的方面。國際多元平臺包容各種不同制度不同體制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國家的游戲規則的改變才是最重要的訴求。
在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經濟規模中占比超過55％的新形勢下，我們期待，根據IMF成立之初按照經濟實力確定的代表性原則，新興市場國家能獲得與其經濟實力相稱的代表性，加大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
接下來，我們對IMF功能和作用能被重新定位應懷著有限的期待。首先期待IMF從改善危機拯救機制、危機預警機制兩方面著手改善穩定全球經濟的功能。IMF是穩定全球經濟的國際性的金融機構。由于對危機的認知局限，對這場由美國引發的經濟危機，IMF幾乎沒有穩定和拯救能力。對希臘債務引發的歐洲債務危機，也因為反應遲鈍和沒有有效拯救方案，引發一輪一輪的更頻繁的波動和全球更大的不穩定。我們不懷疑拉加德會不遺余力拯救歐洲危機，但我們更期待IMF的危機拯救機制能應對發達國家引發的危機，拯救方案不致導致被拯救國更大的經濟衰退和社會不穩定，特別是能夠一定程度改變用成員國的集資償付引發危機的發達國家銀行的債務的千篇一律的危機拯救機制。
IMF作為國際社會的“最后貸款人”的角色，多是事后危機解救。IMF集2000名經濟學家于一體，但幾乎沒有危機判斷能力。不論是對美國引發的全球危機，對1997年的亞洲經濟危機，還是上世紀80年代的南美危機，都沒有事前預警，更沒有加強防范。毫無疑問，IMF需要建立全球危機發現和危機預警機制，如果IMF仍然扮演過去那樣被動的角色，就失去繼續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其次期待IMF成為世界金融體系的真正看門人，實施國際金融體系的審慎監督。作為國際金融體系守門人，IMF是非常不合格的和不稱職的。危機后建立新全球金融體系問題被反復提出。加強金融監管一直是G20峰會關注的重中之重。全球的審慎金融監管已經就場外衍生品監管、巴塞爾協議III、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會計改革達成了共識。IMF是否能承擔全球新制度規則的監管職能，是否能改變資本全球流動監管各國為政的狀態，維持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公平，世人拭目以待。
另外期待IMF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有限的改革。鑒于拉加德在尋求美國支持競選時有維持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利益的承諾，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在拉加德任期內不可能有大的改變。但特別提款權（SDR）的貨幣組成和比例在2014年得到調整和變化應該可以預期。至于從根本上防范無序的全球貨幣和金融體系制造的危機，恐怕是對拉加德過高的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