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學界、甚至政界有人對“中國模式”過分解讀，有人甚至將其標榜為世界發展的一面旗幟，似乎不僅發展國家應該學習這個模式，發達國家最終也要步入這種模式，中國好像要成為救世主了。這種自我陶醉式的心態和“暴發戶”如出一轍。
毋庸置疑，“中國模式”是成功的。改革開放32年來，中國年均GDP增長速度達到了10%，GDP總量由1978年的3645.2億元增長到2010年的397983億元，擴大了108倍，同期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擴大了55倍和43倍，使5億人、相當于兩個美國國家人口脫貧。
但是，這個成功絲毫不能說明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成熟的“中國模式”，這個成績應該歸功于由計劃體制到市場體制的轉軌，歸功于對外開放、學習模仿、走了捷徑。如果說有“中國模式”，那就是由計劃到市場的漸進變革模式，區別于前蘇聯、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激進變革。正是由于是轉軌模式，且轉軌還在進行中，所以，“中國模式”是動態的、變化的，至于改革開放的彼岸是什么運行模式，現在沒有人能夠知道，連我們偉大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都不知道，還要經過長期探索才能夠實現。
有人用這次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巨大成功來佐證“中國模式”的偉大。這更是荒唐的。從2008年9月份開始，中國政府采取強有力的反危機措施，通過注入流動性，通過擴大投資，通過政府購買，通過刺激消費，在全球率先使經濟走出泥潭，2009年當年就實現9.2%的經濟增長速度。
中國政府所有應對危機的手段，均是對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的實踐。但是，凱恩斯理論屬于反危機經濟學，目前舉世公認的支撐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仍然是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生病了，生了重病，凱恩斯主義是治病的藥方。如果經濟沒有生病，還吃凱恩斯的方子，結果只能是沒病找病。并且凡藥皆有三分毒。應對危機，我們用了猛藥，這付猛藥是有后遺癥、是有代價的。我國應對危機的代價不僅是目前作為宏觀首要問題的應對通脹，而是政府過度干擾，意味著在市場化改革的道路上往回走，使解決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這一深層次問題被大大延后。
“中國模式”是改革開放進程中的轉軌模式，它從兩個方面促成了帕累托改進，一個是市場化給個體帶來的激勵，一個是開放產生的模仿收益。試想，通過改革開放，我們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之后，市場化改革終結了，第一個激勵消失；通過改革開放，我國的科技水平已經跨進世界強國行列，沒有了學習模仿對象，第二個激勵消失。此時，今天的“中國模式”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政府強力主導加上市場經濟的“中國模式”，最終將要讓位于市場主導政府服務，并且現在每天都在朝這方面努力。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模式”根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