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紀念建黨90周年，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全國人民在解放思想、創新理論和發展經濟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經驗，本報從今天起到7月1日，重點推出對劉樹成、張卓元、高尚全等著名經濟學家的專訪。
再過幾天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紀念日。90年來，中國共產黨從最初只有幾個人的革命小黨逐步發展成為擁有8千多萬黨員的執政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已經走過了60多個年頭，中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個全新的課題。如何在一個全新的體制下熟練地、正確地駕馭中國經濟這艘大船，在波詭云譎的國際公海——國際市場上順利前行，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是個嚴峻的考驗。近日，《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了曾經多次參與黨的重要會議文件和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工作的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前所長劉樹成研究員。在我國經濟學界，劉樹成以研究經濟周期和宏觀調控著稱，是我國數理經濟研究領域的開創性人物。來到位于北京潘家園的寓所，劉樹成已經分門別類為記者精心準備了一系列圖表和資料，標上編號，整齊碼放在寫字臺上，一如其治學做人的嚴謹和認真。寒暄未已，他開宗明義，用“在游泳中學習游泳”比喻黨和政府幾十年來在實踐中學習和利用經濟規律，成功管理宏觀經濟、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平穩發展的歷程。
《經濟參考報》：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保持了長期快速穩定的發展，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的崛起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按照您的理解，中國的崛起應該做怎樣的描述和歷史定位？
劉樹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安杰爾·古里亞在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經典之作《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第二版的序言中寫道：“當歷史學家回顧我們所處的時代時，可能會發現幾乎沒有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像中國的崛起那樣引人注目。可是，當他們進一步放開歷史視野時，他們將看到那不是一個崛起，而是一個復興。昔日中國曾經享有世界上最大經濟體的殊榮，那不過就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
按照麥迪森的研究和分析，中國經濟在古代漢朝、宋朝，到明朝，一直領先于世界。直至1820年清朝嘉慶年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上所占份額位居第一，達到32.9%的頂峰。只是從1840年之后，資本主義列強入侵中國，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上所占份額降低到4.5%。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經過60多年的艱苦奮斗，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表現更可以用驚艷來形容，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上升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我認同安杰爾·古里亞和安格斯·麥迪森的說法，中國的崛起的確“是一個復興”，我們已經走上了復興之路。
《經濟參考報》：您是國內研究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方面權威的專家，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您就密切關注1949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周期并做過充分研究，取得豐碩的學術成果。在您看來，建國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周期波動有什么規律嗎？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波動周期？每個周期有什么樣的特點？
劉樹成：新中國走過了60多年歷程。6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從年度經濟增長率的角度來考察，也經歷了一輪高低起伏的波動。
1950、1951、1952年，經過三年努力，國民經濟迅速恢復。
從1953年起，我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進入工業化初期階段，由此也開始進入經濟的周期波動歷程。到2009年，經濟增長率的波動共經歷了10輪周期。2010年，進入了新一輪即第11輪經濟周期。
第一個周期：1953—1957年。
1953年是“一五計劃”的第一年。當時沒有經驗，向蘇聯學習。當年，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很大，經濟增長速度很高(GDP增長率達15.6%)，立即遇到供給面的三大“瓶頸”制約：一、生產資料供給緊張；二、工業消費品的供給緊張；三、自然災害嚴重，糧食供給緊張。由此，經濟的高速增長難以為繼，1954年、1955年經濟增長減速。1956年經濟增長再次加速(GDP增長率達15%)，再次受到三大“瓶頸”制約，1957年又不得不減速。
第二個周期：1958—1962年。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倡議，正式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以“快”為中心的“大躍進”，使經濟增長率一下子沖高到21.3%的頂峰。超高速的經濟過熱增長，傷害了整個經濟發展的機體，打亂了經濟正常運行的秩序，造成國民經濟重大比例的嚴重失調，又遇到生產資料、工業消費品、糧食這三大“瓶頸”制約。由此引起全面短缺，高速增長難以為繼。隨后，1960年、1961年和1962年的三年，經濟增長率大幅下落，均為負增長。這第二個周期，是一個典型的“大起大落”，形成一個深深的“大峽谷”。對此中央提出八字方針：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第三個周期：1963—1968年。
調整之后，1964年經濟增長又出現18%左右的高峰。60年代初，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中蘇關系破裂，國防建設進入前期高潮。1966年5、6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隨后，1967年、1968年又陷入低谷，出現負增長。形成第三個周期。
第四個周期：1969—1972年。
國防建設進入后期高潮。標志性事件如1969年3月中蘇邊境的珍寶島自衛反擊戰。
1970年，經濟增長再次沖高到19%左右。1972年又回落下來。形成第四個周期。
第五個周期：1973—1976年。
隨后，進入“文化大革命”的后期。1973年，經濟增速略有回升，1974年又掉下來(1974年1月，批林批孔)，1975年略有回升(1975年鄧小平主持工作)，1976年又掉下來，為負增長。1976年初，反擊“右傾翻案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兩個小波動組成第五個周期。
第六個周期：1977—1981年。
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全國上下“大干快上”的熱情很高。1978年GDP增長率上升到11%以上，有些“過熱”。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結束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歷史，全黨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時期。1979年、1980年、1981年對國民經濟進行了大調整。
第七個周期：1982—1986年。
1984年，在農村改革、城市改革推動下，GDP增長率上升到15%左右。為治理“過熱”，1986年經濟增長率又回調。這是第七個周期。
第八個周期：1987—1990年。
1987年、1988年，經濟增長率又上到11%以上。同時，物價(居民消費價格)上升到18.8%。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物價上漲的第2個高峰。隨后，治理整頓，GDP增長率回調到1989年的4.1%和1990年的3%左右。這是第八個周期。
第九個周期：1991—1999年。
1991年，經濟回升。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提出“又快又好”。
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隨后召開的黨的十四大，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打開了一個新局面。
然而，由于當時改革開放才十來年，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沒有根本轉型，原有體制下的投資饑渴、片面追求速度的弊端還沒有被克服。經濟增長很快沖到14.2%的高峰，出現經濟過熱現象。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一再強調：“更好地把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結合起來，進一步把黨的十四大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目標任務貫徹好、落實好，確保經濟建設又快又好地發展。”“充分調動、保護、發揮群眾的積極性，促進經濟又快又好地發展。”
在“又快又好”思想指導下，1993年下半年至1996年，國民經濟運行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既大幅度地降低了物價漲幅(物價在1994年上升到24.1%)，又保持了經濟的適度快速增長。隨后，成功地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和克服了國內有效需求不足。1999年是第九輪經濟周期的谷底年份，經濟增長率為7.6%，結束了第九個周期。
第十個周期：2000—2009年。
從2000年起，進入第十個周期，到2007年，經濟增長率連續8年處于8%以上至14%的上升通道內。2008年和2009年，中國經濟面臨著國際國內四重調整的疊加，即改革開放30年來國內經濟長期快速增長后的調整與國內經濟周期性的調整相疊加，與美國次貸危機導致的美國經濟周期性衰退和調整相疊加，與美國次貸危機迅猛演變為國際金融危機而帶來的世界范圍大調整相疊加。2008年，經濟增長率回落到9.6%。2009年，回落至9.2%，完成第十個周期。
2010年，GDP增長率回升到10.3%，高于2009年，從而進入新一輪即第十一輪經濟周期。
《經濟參考報》：通過您的介紹，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就是改革開放之前的周期運動變化頻率很大，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走勢一直比較平穩，沒有出現歷史上那么明顯的波動。我們還記得，在您所說的第十個周期開始之初，您和新華社李長久等學者曾成功預測中國經濟將進入一輪經濟增長的“長周期”，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并指示當時由您任所長的社科院經濟所組織討論和研究，為此經濟所曾和經濟參考報合作共同組織過研討會，經濟參考報理論周刊用多個版面專題報道了專家學者們的發言。您能為我們的讀者專門介紹一下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周期的特點嗎？
劉樹成：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經濟所和經濟參考報有很好的合作傳統，有過多次愉快的合作。
那么總的看，改革開放30年多來，中國經濟增長與波動呈現出一種“高位平穩型”的新態勢。這種新態勢表現為五個波動特點：
第一，波動的強度：理性下降。每個周期經濟增長率的高峰從前面幾個周期的20%左右，回落到改革開放之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11%至15%左右。進入新世紀后，在第十個周期，峰位控制在14%。
第二，波動的深度(波谷的位置)：顯著提高。每個周期經濟增長率的低谷在前幾個周期經常為負增長，而改革開放之后，每次經濟調整時，經濟增長率的低谷均為正增長，再沒有出現過負增長的局面。
第三，波動的幅度：趨于縮小。每個周期經濟增長率的峰谷落差由過去最大的近50個百分點，降至改革開放之后的6、7個百分點。在第十個周期，峰谷落差僅為5個百分點。
第四，波動的平均高度：適度提升。1953年-1978年(以1952年為基年)的26年中，GDP年均增長率為6.1%；1979年-2010年(以1978年為基年)的32年中，GDP年均增長率為9.9%，比過去提升了3.8個百分點。
第五，波動的長度：明顯延長。在前8個周期中，周期長度平均為5年左右，表現為一種短程周期。而20世紀90年代初之后，在第9、10個周期中，周期長度延長到9-10年，擴展為一種中程周期。特別是在第10個周期中，上升階段由過去一般只有短短的一、二年，延長到8年，這在新中國經濟發展史上還是從未有過的。
《經濟參考報》：上世紀90年代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對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法越來越嫻熟，節奏越來越穩健，更加注重經濟和法律等手段的結合使用，那您認為黨中央、國務院調控宏觀經濟有哪些基本經驗？
劉樹成：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為主要內容的間接調控體系建立以來，我國宏觀調控取得了積極成效，推動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特別是在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過程中，由于正確把握宏觀調控的方向、重點、節奏和力度，采取一系列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政策措施，迅速扭轉和遏制了經濟增速下滑的趨勢，使中國經濟率先走出低谷，經濟回升向好的趨勢不斷得到鞏固。
經過長期的探索和實踐，我國在宏觀調控過程中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主要包括：
第一，堅持運用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兩種手段。要堅持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有機統一，一方面要把握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面要不斷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決策高效、組織有力、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第二，堅持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的內在統一。要圍繞改善民生謀發展，把改善民生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落腳點和持久動力，著眼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第三，堅持處理好短期目標和長期發展兩方面關系。宏觀調控中所采取的各種政策措施，既是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應急之舉，也是推動科學發展的長遠之策。當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成為我國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緊迫任務。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處理好短期目標和長期發展兩方面關系的核心。為此，必須堅持把調整優化經濟結構作為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戰略重點，把深化改革開放作為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動力。深化改革、完善體制機制是搞好宏觀調控的重要保障。要加大改革力度，努力突破體制障礙，逐步形成科學發展的體制保障。
第四，堅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我國地域遼闊，各地情況千差萬別，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是在長期實踐中得出的寶貴經驗。中央要堅持深入調查研究，廣泛聽取地方的意見建議，見微知著，科學民主決策，幫助和指導各地解決改革發展中遇到的矛盾和問題，提高政策和決策的及時性、針對性和有效性，增強地方和企業的信心。各地方各部門要從大局出發，堅持全國一盤棋思想，自覺維護中央權威，做到政令暢通、令行禁止，不折不扣地貫徹中央各項決策部署，創造性地加以落實，因地制宜地做好工作，在全國上下形成科學發展的強大合力。
第五，堅持宏觀調控與微觀監管相結合。政府的市場監管職能屬于微觀經濟管理范疇，是與宏觀經濟管理對應的重要經濟職能，雖然不屬于宏觀調控的內容，但與宏觀調控具有相互配合的作用。在我國，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與不斷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相對應，市場監管體系也逐步建立健全，形成了包括行政執法、行業自律、輿論監督、群眾參與在內的基本框架。
第六，堅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的基礎上，內需和外需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都十分重要、不可或缺。要把擴大內需作為長期戰略方針，堅定不移地實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加快形成內需和外需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格局。要堅持立足國內、以我為主，把政策著力點放在全面擴大國內需求上，充分發揮我國經濟回旋余地大、內需潛力大的優勢，有效彌補外需缺口；同時，又要堅持擴大開放，因勢利導，趨利避害，認真實施穩定外需的政策。全面適應國際形勢變化和國內發展要求，不斷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進一步拓展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
上述經驗對于我國進一步實施好宏觀調控，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劉樹成，男，生于1945年10月。1985年8月-1998年9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1998年10月～2008年12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研究》主編、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家級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
多次參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工作。國家“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編寫課題組首席專家。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學、數量經濟學研究，特別是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問題研究。
曾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屆(1993年)、第二屆(1996年)優秀科研成果獎，第六屆(2007年)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1996年)；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第五屆作品獎(1996年)；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第七屆(1996年度)、第八屆(1998年度)、第12屆(2006年度)論文獎，俄羅斯康德拉季耶夫金獎(2007年)。
1990年代以來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松緊搭配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的兩大政策工具。據劉樹成研究，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發展，隨著我國經濟運行態勢和國際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我國在宏觀調控兩大政策的導向和搭配上已經歷了6次變換。
第一次“雙緊”。
從1993年下半年開始，針對當時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經濟過熱和嚴重通貨膨脹情況，采取了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簡稱“雙緊”政策。由此，使我國經濟運行在1996年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有效地治理了經濟過熱和嚴重的通貨膨脹。
第二次“一松一中”。
從1998年開始，為了應對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克服國內需求不足并防止通貨膨脹再起，宏觀調控政策轉換了方向，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轉向放松性、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轉向松緊適度的穩健貨幣政策，簡稱為“一松一中”的政策搭配。積極的財政政策有利于擴大總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防止經濟下滑。穩健的貨幣政策既保證了對經濟發展的必要支持，又防止了盲目放松銀根，有利于防范金融風險；既抑制了通貨緊縮，又防止了通貨膨脹卷土重來。這樣的政策搭配，在進入新世紀之時，推動我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
第三次“雙中性”。
進入新世紀后，為了防止經濟在回升中的偏熱趨向，從2005年開始，積極的財政政策轉向了松緊適度的穩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繼續實行松緊適度的穩健貨幣政策，簡稱“雙中性”政策。由此，使我國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增長。
第四次“一中一緊”。
2007年12月初，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雙防”：2008年，要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在“雙防”任務下，繼續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而穩健的貨幣政策則轉向較為嚴厲的從緊的貨幣政策，簡稱為“一中一緊”的政策搭配。
第五次“雙松”。
2008年下半年開始，為了應對美國次貸危機轉化為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財政政策由“穩健”轉向“積極”，貨幣政策由“從緊”轉為“適度寬松”。
第六次“一松一中”。
2010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新變化，財政政策繼續保持“積極”，而貨幣政策轉為“穩健”。之所以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要發揮財政政策在穩定經濟增長、調整經濟結構、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和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但與前兩年有所不同的是，隨著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積極財政政策的規模和重點有所調整，力度有所微調。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調整為“穩健”，是宏觀政策導向的一個重要變化，是由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時的“非常狀態”向經濟穩定增長的“正常狀態”回歸。由“適度寬松”轉為“穩健”，一方面，適當收緊了貨幣信貸，這主要是為了應對國際流動性嚴重過剩，應對國內物價上漲壓力、抑制資產價格泡沫、穩定通脹預期；另一方面，轉為“穩健”也就是轉為“中性”，并不是轉為“緊縮”，還是要更好地服務于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在豐富多變的實踐中，我國宏觀調控的水平不斷提高，應對能力不斷增強，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