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幣匯率上做文章，是美國最愛向中國揮舞的“大棒”。比如美國國會去年通過的“匯率改革法案”，就被普遍視為針對人民幣匯率的一項立法。該法案對1930年關稅法進行修訂，以便把“匯率低估”行為視為出口補貼，對相關國家輸美商品征收反補貼稅。根據該法案的規定，如果向美國出口商品國家的貨幣與美元之間的匯率存在該法案所定義的“根本性低估”，則該匯率可被視為一種出口補貼，美國可以采取反補貼措施；根本性低估的匯率與依據該法案推算的該國均衡真實有效匯率之間的差額則為授予利益，構成補貼程度或數額。此外，該法案還規定了判斷一國貨幣系“匯率根本性低估”的依據與方法。
　　不過，雖然美國國會通過了這項法案，但并不意味著它可以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事實上，一國匯率是否低估，理應由IMF來認定，美國無權依據本國法律來確定他國匯率存在根本性低估，而且匯率低估亦并不構成WTO框架下的補貼，美國將匯率低估視為出口補貼的法律是違反WTO相關規定的。
　　確實，一國匯率低估會對該國的出口商有利，但僅憑“出口商獲得利益”，還不足以證明該國匯率措施構成補貼。事實上，WTO《補貼與反補貼協定》（下文簡稱SCM協定）的制定者們早就意識到這一點，并意圖避免采用“效果方法”將任何有益于出口的政府措施定性為補貼。WTO上訴機構曾在美國軟木案Ⅳ的上訴機構報告中表明：“一項‘補貼’涉及經濟資源從授予者向接受者的轉移，而該接受者沒有給予全部對價。”
　　在美國出口限制措施案的上訴機構報告中也表達了相同觀點，提出適用“效果”方法決定一項財政資助是否存在的問題將產生深遠影響：這意味著，任何創造有利市場條件或導致國內市場產品供應增長的政府措施，都將構成一項政府委托或政府指導的提供貨物，因而構成一項財政資助。
　　基于此，我們可以明確一個觀點，即中國的貨幣政策有利于出口商這一事實，并不表明中國政府給予出口商以SCM協定中界定的財政資助。
　　其實，在SCM協定第1條第1款中，只明確四種情況構成財政資助：第一，資金的直接轉移、資金或債務的潛在轉移；第二，放棄或未征收在其他情況下應征收的政府稅收；第三，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礎設施外的貨物或服務，或購買貨物；第四，政府間接實施上述行為。美國對人民幣匯率措施的指責主要是第一種和第三種情況。我們對該條款逐一分析后就會發現，中國現有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維持并不體現在公共賬目上的支出，并不涉及任何公共資產向出口商的轉移，同樣也不屬于一般基礎設施之外的貨物或服務，并不符合上述四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很顯然，中國現有的人民幣匯率措施，并不構成政府的財政資助。
　　不僅如此，美國將匯率低估視為出口補貼，也與SCM協定有所沖突。SCM協定第1條對財政資助形式的列舉是窮盡的，并未將匯率低估視為補貼。且WTO上訴機構在美國出口限制措施案的上訴機構報告中明確，將SCM協定第1條并入了政府或其他公共機構提供財政資助的要求作為補貼的一項必須的要素，目的就是限制補貼和反補貼規則范圍的政府行為的種類。這種最終的定義明確拒絕了美國提出的將補貼定義為產生利益的任何政府行為的方法，將構成財政資助的政府行為的要求規定在一項窮盡的清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