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的國際計價、國際貿易結算、國際投資和國際儲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四大目標，中國正按照這些目標加速推進。近日人民幣FDI試點辦法出臺，這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又推進了一步。2010年被稱為“人民幣國際化元年”，而今年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明顯進入“提速期”，香港離岸市場的人民幣資產也呈現加速增長態勢并取得突破性進展。但在人民幣加速跑的過程中，一些負的外溢性也開始凸顯出來，其所帶來的一些宏觀金融風險也不能忽視。
第一大風險：人民幣貿易結算巨額逆差導致外匯儲備繼續被動增長。
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初衷是通過本幣的國際化減少中國對美元資產的需求，并減少大量貿易順差，帶來的是貨幣不匹配和儲備資產貶值的風險。2011年一季度銀行累計辦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3603億元，高于2010年第四季度的3093億元（占對外貿易的5.7%），是2010年第一季度184億元的近20倍，但令人關注的是結構上卻呈現人民幣貿易結算逆差，即人民幣貿易結算呈現進口大、出口小的特征，其中約80%的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用于進口支付，而出口企業卻繼續收取外方支付的大量外匯，特別是由于利差、匯差和境外融資成本較低等因素使得外匯儲備增長出現井噴態勢，今年一季度中國新增外匯儲備1974億美元。同期內人民幣貨物貿易出口與進口結算額分別為202億元與2854億元，按照美元中間匯率計算，人民幣跨境結算使得外匯儲備多增長約400億美元。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外儲增長將導致外匯占款的激增并進一步惡化央行的資產負債表。
第二大風險：境內金融市場發展滯后境外資產存在“循環梗阻”。
香港金管局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4月底，包括人民幣債券、貿易信貸和貨幣市場工具在內的香港的人民幣存款達到5107億元，僅過去一年內增幅即達4倍以上。就規模而言，在香港發展離岸市場的貨幣基礎已經具備，但現實問題是，我國國內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還不夠，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供給不足。相對于急速攀升的存款余額，迄今在港發行的620億元人民幣債券遠遠不能滿足市場所需，這直接壓低了人民幣在港發行債券的收益率。目前香港一年期人民幣債券發行利率僅為1.3%左右。在我國現階段，央行直接決定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基準利率，處于利率管制的狀態，這既不利于各類金融資產的準確定價，也使得貨幣市場和信貸市場、資本市場之間的利率轉導機制受阻，使整個經濟金融體系缺乏彈性和韌性。未來隨著人民幣資產規模進一步增長或人民幣升值預期減弱導致的套利空間減小，如此低的投資收益恐怕難以吸引人民幣境外使用與儲備。
第三大風險：人民幣資產膨脹對宏觀金融調控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提出了挑戰。
境外人民幣資產不僅會對境內人民幣的匯率/利率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也會沖擊境內的流動性管理并影響到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境外人民幣資產的匯率和利率價格會對境內形成沖擊。因投資渠道限制，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利率一直低于內地。目前香港的人民幣存款利率較境內明顯為低，比如香港一年期的人民幣存款利率為0.6%左右，境內為3%。當前，境外投資者有較強的人民幣升值預期，愿意接受較低的人民幣利率，這樣許多在香港發行的人民幣債券的收益率比境內同類債券收益率要低50個-200個基點，再加上境內人民幣利率市場化定價尚未實現，所以不同的收益率就為貨幣套利留下了空間。
根據德意志銀行的預計，香港人民幣存款規模將從目前的4000億元上漲到2011年底的1萬億，到2012年底可達到2萬億元，境外人民幣資產的爆發式增長使得境內基礎貨幣投放的內生性越來越明顯，并將深刻改變我國貨幣供給結構，影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日元國際化的教訓值得警示。日元國際化進程是伴隨著一個龐大的離岸市場發展起來的。據統計，1984年-1989年的五年中，日本銀行以日元計價的跨境資產和負債總額年均增速超過60%，這其中歐洲日元離岸市場成為日本境內銀行獲取短缺資金的新渠道，增速甚至超過央行公開市場操作。這致使銀行對央行資金供給的倚重從1984年末的70%下降到54%。從而導致國內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變型，當資產泡沫出現時，央行控制貨幣增速的措施失靈。因此，國內的貨幣當局對人民幣的境外境地資產以及流動性做好統籌監測與管理。
人民幣國際化加速過程中的宏觀溢出風險不能忽視，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是以一整套金融體制改革為基礎的，人民幣國際化不是一朝一夕能實現的，更不能“拔苗助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