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乳品安全國家標準降低引起業內人士爭論，也吸引了公眾的諸多注意力。該爭議由廣州市奶業協會會長王丁棉引起，他認為，中國乳品標準創全球最差標準。而在內蒙古奶協秘書長那達木德看來，中國目前乳品標準降低，并不會損害民眾健康，而是從國情出發保護奶農利益。
　　乳制品標準降低，會不會對乳制品品質造成影響？答案是一定的。但是否意味使用該標準的乳制品不安全？那倒未必。要強調的是，現代社會的標準并不是單純技術問題，而是融合了相關行業從業者現狀、消費者收入水平和政府監管機構態度的復雜產物。
　　對廠家而言，標準極其重要，符合標準是產品進入市場的前提。同時，不同標準往往意味著不同投入成本，一般而言，標準越嚴厲，生產者要支付的合規成本越高。由于各生產商稟賦不盡相同，對同一個標準，有些企業會從中受益，而有些企業卻可能因此失去市場。
　　所以，標準制定不僅是一個有關安全的技術性問題，也是利益博弈的過程。這一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也有所體現，該法第9條規定：“制定標準應當有利于合理利用國家資源，推廣科學技術成果，提高經濟效益，并符合使用要求，有利于產品的通用互換，做到技術上先進，經濟上合理。”但很多時候，“技術上先進”與“經濟上合理”之間存在一定矛盾。
　　要判斷一個標準是否“技術上先進”非常簡單。以乳制品為例，菌落總數每毫升50萬的應好于200萬的。但達到50萬菌落，制造成本肯定遠遠高于200萬菌落，如此一來，“技術上先進”與“經濟上合理”可能無法一起實現。
　　于是，乳制品標準的南北之爭，表面上看是內蒙古奶協和廣州奶協的爭論；但根本上，毋寧看作是兩地奶牛養殖業的爭論：在內蒙古，奶牛更多是由奶農散養；而在南方，奶牛更多是工業化養殖。那達木德認為，“如果現在就要求按照乳業發達國家的標準來執行，那么占總量70%的散養戶絕大部分都要倒奶、賣牛、殺牛。”但王丁棉對那達木德的說法并不認同：“新標準實施一年，奶農并沒有從中得到很大實惠，反而間接地受害。”“國內不惜高價買、出國大包小包帶、冒著不辨真假的風險網上代購，充分顯示了我們老百姓對國產乳品消費信心下降。”從長遠目標看，養殖業必定從分散化走向規模化、集約化。沒有人認為中國乳品要立刻執行發達國家的標準，但適時提高乳品標準，既符合產業發展趨勢，有利于提高技術水準，也符合消費者利益。怎么會在原有基礎上倒退了，甚至出現20倍的差距呢？
　　現有國家標準其實是一個準入門檻，這就是說，廠家標準可以等于或高于這個標準。在這種標準要求下，那些奶源有保證的廠家，可以生產以巴氏奶為主的高品質牛奶，而奶源來自散養農戶的廠家，則可生產常溫奶。表面看，各種消費能力的人士各得其所。
　　但一個客觀事實是，對絕大部分消費者來說，對高度工業化生產的食品是否安全的判斷依據，來源于政府發布的標準化信息，及廠家廣告、個人口感和體感、口碑，等等。問題恰在這里：對標準的提出和制定，至今沒有見到消費者參與的信息。消費者雖有選擇自由，但選擇結果無法排除低標準的陰影，除非他直接購買國外產品。
　　因此之故，因應奶牛養殖規模化、集約化的長遠趨勢，逐步提高而不是降低標準，是題中應有之義。同時，鑒于前期乳制品信譽被重創，肇事者不乏巨頭陰影，因此在制定標準過程中，不能仍由奶業巨頭壟斷標準制定權，而應積極吸納各方公眾，這是恢復公眾信任的快捷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