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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覺得南京機場高速路收費標準過高，南京市民黃乃海進行了不折不撓的維權。2009年，黃乃海曾向南京市中級法院遞交行政起訴狀，要求江蘇省物價局降低南京機場高速路收費標準，被裁定“不予受理”。他向江蘇省高院上訴，也被駁回。然而，黃乃海至今沒有放棄戰(zhàn)斗，他的又一次維權訴訟已經開始。（《揚子晚報》6月21日）
路橋違規(guī)收費最近是輿論關注的焦點，各種言論口誅筆伐，對這一社會頑癥進行猛烈抨擊。在輿論的強烈關注下，相關部門也開始了治理行動，五部委在全國范圍內的收費公路專項清理行動也已啟動。
清理行動的結果讓人期待，然而，現實又可能讓人作出悲觀的估計。這不是有意為清理行動潑冷水，實在是太多的先例讓人不得不消極。地方政府違規(guī)的事多了，可治理結果并不理想。6月20日，《人民日報》報道，從2004年開始，國家陸續(xù)下達了近10個針對高爾夫球場建設的禁令，然而7年過去，各地仍建設了400多家球場。房地產調控也是如此，中央一再要求各地抑制房價，落實保障性住房計劃，解決百姓住房難，然而，地方是如何做的呢？
路橋違規(guī)收費之所以被稱為頑疾，就是因為屢打不絕。媒體報道，浙江臺州椒江大橋、河南鄭州黃河大橋、山東濟南黃河大橋、廣東佛山三水大橋4個路橋收費站被曝光后，違規(guī)收費依舊。之前，媒體也不斷曝光違規(guī)路橋收費，有關部門也采取過治理行動，但效果并不如意。2009年燃油稅出臺后，二級公路收費被宣布取消，但是，一邊取消一邊死灰復燃的現象，在很多地方都存在。
治理地方政府的違規(guī)，光靠自上而下的單向管束，未必能有效果。一則，違規(guī)過于普遍，中央部委的手再長，也顧及不過來，何況部委的人力物力還很有限；二則，這種行政內部的規(guī)制和約束，未必強硬得起來，機制缺陷、人情面子，很可能導致處理時馬馬虎虎；三是部門之間，也未必親密無間完全步調一致，種種事件表明，部門之間也存在利益沖突，在不少事情上是各唱各的調或者明和暗斗。
其實，對地方政府的最大約束力應來自老百姓。路橋亂收費，讓老百姓掏不該掏的錢，明明是侵犯公民權利，法學專家早有這方面的聲音。既然是侵權，司法就理當為公民提供有效救濟，作公民權利的守護神。如果說，公民這種維權訴訟普遍得到支持，那么，亂收費就存在不下去──亂收費直接損害老百姓利益，他們有約束違規(guī)行為的最大積極性；違規(guī)收費發(fā)生在老百姓眼前，逃不過他們的眼睛。通過老百姓維權來扼制違規(guī)收費，可以說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方式。
老百姓在面對違規(guī)收費時維權無門，無疑是他們對違規(guī)收費不能形成有效約束的重要原因。南京市民黃乃海曾向法院提起訴訟，然而他的努力沒有結果。有幸看到，他沒有放棄，又開始了維權行動，希望司法部門這次有不同的態(tài)度。黃乃海提起的是公益訴訟，法院應考慮到保護公民權利和扼制亂收費的積極意義，在法律范圍內尋求支持空間，維護這種大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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