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計劃，今年１０００萬套保障性住房必須在１０月底前全部開工，但數據顯示，保障房整體開工率不到三成。對此，住建部部長姜偉新要求，各地必須在１１月末以前全面開工。這意味著，“死限”被推遲一個月。
　　事實上，類似情況在國務院出臺“新八條”之后也同樣出現過。“國八條”要求一季度底公布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而大多數地方政府都未按期公布；要求各地制定“國八條”實施細則，但是許多地方都沒有如期出臺；限購令在中央三令五申下，一些地方政府要么變通得走了樣，要么出臺不久就以調整為名大大弱化了。
　　不可否認，自國務院要求地方政府在調控上承擔更大的責任以來，地方政府對于建設保障房的積極性比較高。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房地產調控的深入，當前的政策面臨著一些新問題。尤其是在現有體制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房地產稅收、土地房地產政績并沒有根本改變。因此，一旦其土地財政受到嚴重威脅，那么地方政府首先跳起來反對。比如：拿經濟增速放緩說事，認為是樓市調控拉了經濟增長的后腿，為此要求中央放松調控，自己也消極對待調控。這是影響未來樓市調控的最大不確定因素。
　　更引人注意的是，由于房地產價格泡沫，房地產消費的增長已抑制了內需的全面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２００９年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７１％用于各種消費，考慮到收入可能被低估，假設城鎮居民５０％的可支配收入是可用于購房的凈儲蓄收入，按３０％首付，２０年平均利率７％的貸款計算，購房成本與利息支出，相當于城鎮居民５３年的凈儲蓄收入。顯然，高房價將迫使居民長期壓制各種消費支出，儲備購房款和償還房貸。這不僅造就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依賴，還導致了我國整個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
　　毫無疑問，房地產調控已經處于不進則退的關鍵時期，繼續積極推進政策的落實才能最終實現調控的基本目標。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將有利于整個經濟結構轉型。誠如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近日所指出，應充分注意到宏觀調控并沒有讓消費熱點消失，而是讓消費熱點科學轉移。比如公租房、廉租房搞起來以后，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有了保障，家庭增加的收入就會主要用于消費，而投機的人買房，只會將房子閑置再伺機出售，不會引致其他方面的消費，并不能真正拉動內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