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生領域，省長丟官一直以公眾丟命為前提。
　　比如2008年9月，山西襄汾尾礦潰壩事故已造成254人死亡。隨后剛剛復出不久的省長孟學農引咎辭職。
　　目前危及省長寶座的大事是保障房建設。
　　按照國務院要求，其主要問責主體是省長。隨后住建部與各地政府簽訂了《保障性住房目標責任書》，并下達了“死命令”:所有分配完成的目標任務，今年1000萬套保障性住房必須在10月底前全部開工。否則主要領導將遭到從約談到行政處分乃至降級、免職的嚴厲處罰。
　　從部分城市今年以來保障房開工情況來看，成績并不樂觀，一些城市開工率不到三成。
　　住建部和國土部的新一輪高密度“約談”已如箭在弦。
　　按理說，地方政府在常年賣地獲取巨額收入后，面對高房價激起的沸騰民怨，勇挑保障房建設重擔，也算一種對公眾遲來的反哺。
　　但真干起來就沒有賣地斂財那么動力強勁。
　　地方的確面臨諸多現(xiàn)實困境。
　　首先是銀子問題。分稅制改革后，優(yōu)質稅源歸了中央，各地政府為養(yǎng)家糊口，便靠以賣地為主要來源的預算外資金苦苦支撐。加上機構臃腫，吃皇糧人數(shù)與日俱增，加上歷史債務纏身外電報道，中國銀監(jiān)會、財政部及發(fā)改委，擬于6月至9月期間，處理2萬~3萬億元可能違約的地方政府債務。專家預計，地方負債總額在十萬億以上。
　　于是，在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出臺后，各地紛紛抱怨很差錢。即使按10%提取賣地收入，以2010年總額2.7萬億元測算，也僅2700億元。即便加上中央象征性的贊助，也無力建起1000萬套廉租房。
　　向銀行貸款?現(xiàn)在銀根收緊，它們又基本進行了商業(yè)化改制，如此高風險、低收益貸款無異于一筆新增壞賬，顯然積極性不高。
　　由地產商墊資?他們身上本來就缺少道德血液，要么躲避三舍，要么便是為了謀取利益建起豆腐渣工程，保障房直接按危房驗收了。比如內蒙古包頭市最大的棚戶區(qū)改造項目“民馨家園”大部分新樓房成“墻脆脆”被網民曝光，成為繼去年10月北京“明悅灣”8棟保障房被責令拆除以來，又一起因質量問題而影響波及全國的典型事件。
　　倒是有機構對此有濃厚興趣比如強勢職能部門和不差錢的國企，但又存在回歸福利房，變相侵占公眾利益面臨千夫所指的風險。
　　即使各地政府為了應對考核，千方百計實現(xiàn)了保障房開工率，結合上述種種深層觀念、體制原因，隨后的竣工率、工程質量、保障房分配、退出等問題又會接踵而至。
　　根本卻在于傳統(tǒng)政績考核陰魂不散。為了完成層層加碼的GDP指標，一些地方政府直接改組為地方運營有限責任公司，而地產經濟成為主要盈利點。而多建保障房，一方面要政府投錢，另一方面還會減少買房的“剛需”，里外里對地方是“雙向賠錢”，故本身動力不足。
　　這就不難解釋一個司空見慣的怪現(xiàn)象:地方政府對花大價錢建設豪華辦公樓、形象工程、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等還是興致勃勃的，濫發(fā)福利獎金、瘋狂三公消費時也沒見怎么心疼過銀子，可為什么一旦談到直接關系普通群眾切身利益的保障房建設上，就顯得心灰意冷?
　　其實只有一個核心問題:政府該為自己服務還是該為人民服務?
　　既然不為人民服務，那中央動真格，問責甚至罷免個把省長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