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香港立法會通過有關退稅及增加各項免稅額的稅務修訂條例草案。據此草案，香港納稅人將獲退75%的薪俸稅，以6000元(港幣，下同)為上限。香港政府有關官員表示，香港政府的財政狀況連年表現較好，因此政府需要還富于民。這項減稅方案將惠及150萬名納稅人，而香港政府稅收則減少約53億元。
　　更具體而言，香港政府放寬了個人所得稅免稅額的扣除標準。原來納稅人就其所撫養子女的免稅額是每人5萬元，新財政年度的免稅額增至每人6萬元。而就其所供養老人的免稅額從原來的每人3萬元升至3.6萬元。大多數在職人士都可以享受到政府的退稅。
　　個人所得稅的稅收減免在美國做得很有聲色。里根總統時代，減稅成了美國財政史上重要的事件。減稅給整個1980年代美國經濟的增長注入強勁的動力。過去十年，小布什總統曾出臺兩次重大減稅法令。對小布什的減稅政策，美國社會有一些負面評價，不過總的來說普通民眾認為減稅刺激了經濟增長，也給百姓帶來實際好處。美國政府的減稅影響了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財稅實踐，香港也是學美國這一套制度進行減稅的。
　　減稅最直接的好處就是刺激經濟。政府將部分稅收返還給民眾，民眾擴大相應的消費，從長遠來看，政府可以得到更多的稅收。減稅刺激經濟的良性循環一旦形成，政府的財政收入會因此增加，而不是減少。
　　減稅還有更現實的考慮。只要通過立法機關的確認，總的稅收原則在一個國家或地區通常比較穩定。香港的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稅率在很長時間內都沒有調整過。而相對靈活的減稅就可以彌補現行稅收制度的缺陷。減稅可通過調整免稅額來達到改善政府和民眾關系的目的。一方面，政府財政收入增長較快，民眾有要求還富于民的呼聲；另一方面，民眾的生活成本上升，政府給予適當的補助也是好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因減稅有多重正面效應，因此在香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內地和香港的稅收制度是不一樣的。在內地財政收入出現驚人增長的十年間，民眾要求政府減稅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因此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成為爭議的焦點之一。即使內地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調整至3000元，許多民眾也不買賬。而另一方面，許多政府的專家則認為政府已經做出很大的讓步和犧牲。
　　這個爭論背后事實上反映著政府與市場之間界線劃分的深層次問題。有一部分人認為，政府收取的稅越多，民生的改善和貧富差距的收縮就越有希望，因此政府應該越富越好，起征點可以定得低一些。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政府手中的財富的總量要適中，應讓民眾擁有更多的財富，因此各種稅收的減免才能達至政府和民眾雙贏的局面。
　　香港的經驗對內地的啟發有限，不過，香港減稅卻體現了一個比較正常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香港政府深知，更多的財政收入并不會導致社會福利的相應提高，不如通過各種方法（如減稅、派錢）還富于民。減稅確認了民眾擁有對其財富終極的支配權限，同時退稅的扶貧效應（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都最多只能退稅6000元）也會悄然提高分配的公平性。
　　許多專家認為中國整體稅負不高，但許多扎實的經驗研究表明，中國的稅負程度事實上與現有經濟發展階段不符，也與政府財政收入的水平不符。更有財稅專家認為，我國的宏觀稅負早已超過經濟發展階段相類似的國家的平均水平。中國應該考慮各種減輕稅負的方案。
　　比較現實的做法就是，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讓大部分工薪階層得到更多的可支配財富。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中國可能需要考慮廢除現有個人所得稅制度。個人所得稅累進制度是從一些發達國家照搬而來。不過這套看似完美的制度卻遭遇到現實難題，高收入者可以用各種方法來逃稅，而低收入事實上承擔最沉重的稅負，因此這套稅收制度現實中沒有起到重要的再分配功能。
　　香港等地采取的單一稅或者類似的制度也許更符合中國的國情。在單一稅實施之后，內地可以考慮各種減稅辦法。在國家財政收入盈余的年份，減稅具有很多正面效應。最后要說，不管采取什么樣的稅收制度，理順政府和市場、政府和民眾的關系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