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預計今年6月CPI回落后，短期周期性的通脹壓力雖然會減輕，但是結構性的通脹壓力依然會很大。除了從需求端抑制經濟周期性通脹壓力外，政府更需要做的是如何從經濟供給端化解結構性通脹所帶來的壓力。我們擔心政府的調控政策難以做到位。我們預計，2013年左右是周期性通脹壓力再起的時間窗口。
自2009年末開始，新的一輪通貨膨脹自新興市場國家發端，并逐步向全球蔓延開來，截至2011年5月，通脹的持續時間已經接近一年半。2011年4月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由3月的5.4%回落至5.3%，同時，隨著大宗商品價格近期大幅回落以及諸多中下游行業價格漲勢回落，生產者物價指數（PPI）也開始見頂回落，這似乎都意味著市場期待的通脹將在年中見頂回落的可能性很大，但我們認為，本輪通脹的后續演繹可能并沒有這樣簡單，未來復雜程度可能超出預期。
我們預計今年6月CPI回落后，短期周期性的通脹壓力雖然會減輕，但是結構性的通脹壓力依然會很大，原因在于以下方面：
上半年為了抑制價格上漲效應的蔓延，發改委采取多種行政措施對諸多中下游企業的價格進行調控，這些漲價壓力都會等到下半年及以后逐漸釋放；上半年出于穩物價的需要，我國各類資源品價格改革都基本處于停滯狀態，但形勢的迫切性，如今年可能出現的大范圍斷電已開始倒逼管理部門加快改革步伐，這顯然會提高各類資源品價格；全球經濟以及中國經濟雖有所放緩，但是仍在復蘇進程中，且發達經濟體出于財政減赤的需要，寬松貨幣政策退出是個較為緩慢的過程，因此大宗商品的牛市仍會依舊，這仍會對我國形成較大的輸入型通脹壓力；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將支持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如按聯合國標準，我國14歲至64歲勞動力人口將在2012年前后達到峰值，自此以后我國新增勞動力人口將減少，而其中年輕勞動力人口銳減速度更快，我國20世紀90年代出生人口總計只有1.59億，大大少于8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2.27億和2.12億，這將在較大程度上推升雇傭了更多年輕人的制造業部門的工資成本。
為避免這些結構性通脹力量的激化，要求管理層必須嚴控催生各類周期性通脹的因素，如不因為CPI短期見頂回落就暫時明顯放松貨幣、信貸的控制措施，而還應采取加息等多種方式積極抑制投資需求；為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仍要積極運用土地、產業政策等嚴格限制地方政府借“十二五”啟動初期上項目，并盡早謀劃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
除了從需求端抑制經濟周期性通脹壓力外，政府更需要做的是如何從經濟供給端化解結構性通脹所帶來的壓力。
它們包括各類經濟結構調整措施，如采取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以及民生福利建設、強化房地產調控及保障房建設、更大程度的市場準入及公平競爭規則建立等措施，盡快扭轉通脹短期后遺癥所帶來的經濟扭曲，采取結構性減稅等多種措施減輕市場負擔，激發市場主體創新能力，提高市場運行效率等。
我們擔心政府在上述兩方面都難以做到位，如當前在中國經濟增長的各種紅利，包括人口、城鎮化發展空間等仍沒有完全耗盡，以及地方政府國內生產總值（GDP）考核目標沒有根本改變情況下，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長的動力很強勁，如各地仍樂于追求“大拆大建”，中央政府雖然要求降低經濟增速，但實際從相機決策的政策態度來看，政府對于穩定經濟較快增長，保持就業形勢良好仍看得較重，這也就意味著中央政府很可能難以較長時間為抗通脹而實施實質性緊縮，由此導致中長期來看政策寬松的可能性要大于偏緊的可能性，作為理性的經濟主體自然會認識到這一點，進而就會形成較強的增長偏好以及中長期的通脹預期。
此外，由于結構調整措施通常要觸動既有利益集團的利益格局，中央政府在結構調整方面短期內很好地實施的可能性也就小，也就難以真正很快化解結構性通脹壓力，而若此時周期性通脹壓力再起的話，新一輪通脹反復出現的可能性就較大。
我們預計，2013年左右是周期性通脹壓力再起的時間窗口，原因在于：2013年是新一屆政府接任的時點，根據研究發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換屆的3個年份(1993、1998和2003)以及經濟規劃的中期均為全社會投資和國有投資增長高峰年：如從全社會投資增速看，換屆前1992年為44.3%，換屆的1993年猛增為61.8%；1997年增速為8.8%，換屆的1998年為13.89%，2002年投資增速為16.89%，換屆的2003年增速為27.7%。由此導致的后果就是除了1998年遭遇亞洲金融危機，通脹水平比1997年低外，其他時期對應的通脹水平都比上一年高，如1993年CPI比1992年高8.3個百分點，2003年比2002年高1個百分點。
根據這種規律，2013年作為新政府接任，也是“十二五”規劃實施的高潮時點，屆時投資增速反彈以及經濟過熱的可能性很大，而除了周期性經濟過熱導致的通脹外，由于各種結構性調整措施不到位導致的結構性通脹壓力也將卷土重來，屆時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大力度的調控措施，而這樣的措施很可能使得經濟硬著陸。而經過這一輪更嚴峻通脹以及經濟大滑坡的洗禮之后，我們認為“痛定思痛”的管理層才會真正有決心實施各種結構調整措施，并實施更為審慎的宏觀調控政策，由此才會迎來今后較長時間中國經濟更平穩增長和比較順利的經濟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