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湖北鄂州公安機關經報請該市人大研究同意后，對一名醉酒駕車肇事的人大代表依法刑事拘留。
　　5月25日，在輿論圍觀下，四川丹棱縣交警大隊收回對該縣某副局長“因公醉駕”的行政處罰，改以提起公訴。
　　“醉駕入刑”實施一個月來，關于法律條文的執行一直是輿論關注的焦點，而圍繞“特權醉駕”、“因公醉駕”熱議不斷，則反映出人們對“同案能否同罪”的“公正焦慮”。上述兩起事件之所以令人關注，其原因正在于此。
　　由此也可以理解，當初“醉駕不一定一律構成刑事犯罪”的表態為何會引來眾議紛紛。這種說法剛剛提出，就立刻有專家對自由裁量權是否會導致混亂表示擔憂。公安部隨后表態，在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公安部門對經核實屬于醉酒駕駛機動車的一律刑事立案。
　　透明細化是法律客觀公正的重要保證。醉駕看行為還是看后果？如何判定情節的輕重？這些具體問題不僅決定著個案的判決結果，而且關系到整個社會對執法公正的認知。就此而言，“醉駕入刑”確實不能“模糊上路”。
　　透過“醉駕入刑”以來的幾起焦點案件，造成人們這種“公正焦慮”的重要原因，正在于對這種法律模糊地帶的“不同拿捏”。比如，四川丹棱副局長“因公醉駕”事件，作為“醉駕入刑”后的首例公務人員醉駕案，盡管當事人酒精檢測已達醉駕標準，但交警部門認為其“開車不到500米”、情節輕微且因當事人是公職人員，僅作出行政處罰。如此輕描淡寫的處理，既無法消除人們對權力干擾、“網開一面”的擔憂，更加大了公眾“一碗酒能否端平”的質疑。
　　現代刑法學鼻祖貝卡利亞曾經說過，“刑罰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罰的嚴酷性，而在于刑罰的及時性和不可避免性。”所謂“不可避免”，換句話說，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實踐而言，“有條件”影響這種“不可避免性”、破壞這種平等的，往往都是權力、財富的掌握者。高曉松案，讓我們看到了“名人”在司法面前只是“人名”；當公職人員酒駕后，是否能與普通公民一視同仁，而不是大醉化微醉、微醉化無醉，更關系到“醉駕入刑”實際威懾力，關系到全社會的公正信心。
　　“醉駕入刑”一個月，我們看到，在輿論的督促下，司法機關正在努力壓縮模糊空間，減少執法彈性。最高人民法院負責人日前表示，已經要求各級法院把最近宣判的案件上報。最高法院將認真總結各地經驗，選擇典型案件，以指導性案例的形式發給各級法院探討使用。應該說，這樣的努力正是司法對公眾“公正焦慮”的良好回應。從這個意義上說，“醉駕入刑”給全社會上了一堂生動的法律普及課、公平正義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