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說的是一個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之后，并不意味著從此可以一路凱歌前進，順理成章地跨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而是要面臨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中國的情況也并不特殊，一方面是傳統比較優勢逐漸消失，另一方面新的比較優勢尚未顯示出來。因此，對當前中國而言，在政策上，要立足于最大限度延長既有比較優勢，避免休克式調整，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升級，迎來新的比較優勢。那樣的話，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宿命。
　　要形成新的比較優勢，首先在發展戰略上亟待調整。比如，我們在產業布局上就大有文章可做。中國當前已經明顯出現了普通勞動者短缺和工資上漲的趨勢，雖然勞動者工資的地區差距在縮小，但地區之間在資源稟賦和發展水平上，還存在巨大的差距。完全可以效法以往東亞各經濟體之間所出現的雁陣模式，在中國的各個省份之間展開產業轉移。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在東部地區逐漸喪失的時候，通過逐次向中西部轉移，在相當長時期內可以得以延續。
　　為此，改善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十分重要。政策選擇要吸取歷史教訓，應推動這些地區的體制改革，而不是單純加大投資和給予補貼，避免中西部地區過度依賴資本的投入，而非自身的比較優勢。此外，目前投資過度集中于資本密集型產業，中西部地區已經出現偏離比較優勢的傾向，值得警惕。
　　從具體的政策措施調整的角度來看，當前勞動力從農業和農村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仍然存在著制度性障礙。轉移到城市就業并被統計為城市常住人口的農民工及其家屬，并沒有獲得城市戶口和均等的公共服務，剩余勞動力轉移、勞動力供給的潛力遠沒有充分發揮，應通過改革進一步清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
　　另外，科技創新領域也需要繼續加大投入，但要警惕脫離經濟需要的技術趕超。政府在技術創新領域的介入十分廣泛，這本是我們科技趕超的優勢所在。但政府卻并不必然了解技術的適用性，很容易產生政府主導的、超越發展階段的科技全面趕超，導致后發優勢的過早喪失。實際上，人們經常說的中國技術應用率偏低的現狀，恰恰就是這種科技政策與實際應用領域之間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