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在就房產稅問題接受記者專訪時，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表示，按目前房產稅試點城市的方案來看，房產稅收得越少，說明房產稅試點越成功。這樣的認識是有害的，也是不符合金融規律的。
政府開征房產稅的目的必須厘清。開征房產稅，是為了尋求替代“土地財政”的良方，而絕不僅是為了抑制高價房。
“房產稅收得越少越成功”的邏輯顯然與此背道而馳。滬渝兩市都實行了針對高房價的差別化稅率，如在上海，本市居民新購的第二套商品房，按平均房價的兩倍為界，分別實行0.4%和0.6%兩檔稅率。在重慶購買獨棟商品住宅和高檔住房的，按前兩年平均房價的3倍、3至4倍和4倍以上，分別設定了0.5%、1%和1.2%三檔稅率，重慶居民購買普通住宅不征稅。
上海和重慶房產稅收得少，只能說明價格高的住房賣得少。這意味著高價房的需求低，那么高價房的價格上漲的概率就小。而如果高價房的價格不漲，低價房的價格上漲空間就不大。據了解，重慶市今年應稅高檔房的成交價同比已經下降了10%。從本質上來說，滬渝兩地的房產稅是對某一區間以上的高價房的懲罰性稅種，既不是持有稅，更不是資本利得稅，與通常意義上所稱的物業稅意義完全不同。
如此房產稅埋下了嚴重的后遺癥。房地產多了一個抑制高價的稅種，卻沒有解決中國房地產的心腹之患。雖然還未到征稅周期，目前判定房產稅數量為時過早，但兩市房產稅總體較少是不爭的事實。
即便今年兩市房產稅收入高達1億元，對地方財政仍然是杯水車薪，兩市財政對土地的依賴程度不會因此下降。2010年，重慶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完成900.3億元，增長112.2%，上海則超過1500億元。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1年房地產藍皮書顯示，“十一五”期間，全國土地出讓成交總價款累計超過7萬億元，地方財政總收入中土地出讓成交總價款占比從2006年的38.9%，上升到2010年的65.9%，這還不包括附著在房地產上的眾多稅費。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和保障房建設資金大量來源于此。
但今年前4個月，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土地出讓金收入同比均減少超過三成，北京更是大幅減少55%，至今年下半年，一些地方政府將面臨無米下炊的窘境，變異的房產稅卻溫柔無力，被加上成功的桂冠端坐一旁。
不從根本上治理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甚至中國經濟都將面臨巨大風險。
第一個風險是地方財政赤字與銀行風險。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絞盡腦汁增加投融資平臺，向銀行融資。地方政府收入從何而來？向傷痕累累的實體企業嚴厲征稅嗎？向個人頭上增加稅收嗎？銀行利率水漲船高，表面上漁翁得利，實際上卻暗含了越來越大的壞賬風險，或者在房地產泡沫崩潰后引發野村證券所說的資產負債表的衰退。
第二個風險是民間高利貸的風險。根據筆者的市場調研，目前民間投資資金有70%投向了房地產信托或者房地產基金，以穩獲10%以上的年化收益率，但這背后是房地產公司背負高額融資成本。目前中小房地產開發商信托融資成本高達20%甚至25%，而大型房地產開發商融資成本則在15%左右。如此高的融資成本，加上成交量下挫，很可能引發資金鏈斷裂。據測算，從去年開始有5000億元以上資金流入房地產信托，一些人盲目相信地產不滅的神話，趁房產商資金鏈抽緊大發橫財，而一旦房地產急速下挫，將引發民間金融漩渦。
房產稅是政府所掌握的最重要的房地產市場做空工具。如果說限購行政色彩過濃，無法持久，限貸無法應對社會上四處流動的現金，那么，房產稅則是能夠改變投資關鍵預期的手段。如果房產稅接近資本利得稅，那么當投資收益上升時，政府可以通過房產稅扼制投資收益空間；如果房產稅接近物業稅，那么當持有者大批捂房浪費社會資源時，政府可以提高持有稅將存量房逼出市場。一種擁有收益決定權的稅收，必定是資本或者貨幣市場的武器，但目前房產稅的定向目標只是新購高檔房，好端端的武器就這樣被束之高閣。無怪乎還有物業擁有者，因為他們無需支付任何持有成本，只要是前幾年買的，就能夠做到以房養貸。在交易時也無需繳納更多的資本利得稅。
我們必須從中國稅費結構調整、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大局上認識房產稅，而不是向既得利益階層一味綏靖，使新稅種墮落成為無關痛癢的雜稅。與此同時，應當開辟通向實體經濟的融資渠道，使民間資金最大限度地參與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變革，最大限度地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