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稱，中國工資價格上漲將使全球告別低通脹時代。姑且不論這樣的觀點是否正確，中國這么多年靠低要素價格補貼全球消費紅利的時代，應該轉變了。
要素紅利是中國黃金增長三十多年的第一推動力。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投資、勞動力投入和出口拉動，沒有形成技術、生產率和內需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由于擁有較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供給和廉價的勞動力，企業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優勢。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優勢已使我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數據顯示，1998年到2008年的10年間，我國工業企業利潤平均增長30.5%，勞動力報酬年均僅增長9.9%，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遠遠低于資本回報率的增長。
而另一方面，中國制造業在質量上與發達國家仍存在差距。從中間投入貢獻系數來看，發達國家1個單位價值的中間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個單位或更多的新創造價值，而中國只能得到0.56個單位的新創造價值。增加值率是度量一個經濟體投入產出效益的另一個綜合指標。目前我國制造業的增加值率僅為26.23%，與美國、日本及德國相比分別低22.99、22.12及l1.69個百分點。
此外，由于中國制造業仍處于世界制造業產業鏈的中下游，也造成了國際貿易利益分配失衡。我國出口的產品大多數是技術含量低、單價低、附加值低的“三低”產品，卻大量進口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和高價格的“三高”產品。尤其是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出口，轉移了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對美的貿易，從而使得我國具有了虛幻的“貿易順差”現實。中國制造業對歐美貿易的貿易分配中處于失衡狀態，我國制造業部門對歐美貿易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仍是制約全球利益分配的關鍵因素。
然而，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以及環境、資源等瓶頸意味著中國生產要素價格重估的開始，而中國以往經濟產業格局將發生重大改變。
我國企業勞動力成本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向下競爭”已經在不斷惡化我國的經濟環境，對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極為不利。而要素價格“變貴”將對那些資源浪費型、環境污染型、勞動力成本低廉型的企業形成“擠出效應”或“倒逼效應”。
根據日本的經驗，“劉易斯拐點”與工資水平上漲后，日本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得到了普遍提高，上世紀70年代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平均增速達到了10%。并且，還出現了制造業內部的結構轉型，低端制造業面臨向高端制造業的轉型。1970年至2000年的30年內，日本紡織業增加值所占制造業增加值比例由5.5%下降到1.3%。相反，隨著新技術的應用，高端制造業得到迅速發展，同期電氣機械業增加值所占制造業增加值由11%上升到16%，通用設備、電子設備等占比持續提高，出現了“勞動力成本上升、機械化電子化”加速的格局。
因此，生產要素價格的重估將是對中國經濟結構的一種強制性調整，盡管短期內高經濟增長將面臨下調壓力，但這也給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由“要素價格紅利”向“勞動生產率紅利”轉變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