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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人民日報》報道，河北石家莊日前出臺《關于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的實施意見》。此意見明確：在城市規劃區內，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件或者違反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的規定進行建設，影響城市規劃，由市及縣(市)、礦區人民政府予以沒收的住宅用房，可以作為保障性住房，產權歸政府所有；沒收的其他建筑物、構筑物，通過拍賣，所得收入全部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當地官員將此舉措解讀為“要把侵占公眾的資源還給公眾”。
不過，這一政策尚未走到實踐層面。報道援引石家莊市政府副秘書長宋國宏的話說，各相關部門正快速行動，緊鑼密鼓制定罰沒細則。在細則尚未出臺之前，對此政策成效的期待或可暫時保留。從其他城市的相關經驗看，實施細則的出臺難度遠超過一紙“意見”。去年9月1日起施行的《深圳市房地產市場監管辦法》就提出，沒收“違建”（違法、違章建筑）可作為保障性住房，不過，該法規并未對此進行詳細說明。當地官員也對外公開表示，這一處理方式在深圳前所未有，實際操作或有困難，呼吁盡快出臺相應細則。可這一呼吁直到今天還沒有落實。
這還僅是筆者觀察視野內的例子，可見報道中提到的石家莊此舉為“全國率先”并非實情。一項創新的政策如果長時間推動不了，也無后來者效仿。我們還是應多看看這一政策的內在不足。若一見“保障房”就以為“政治正確”，就以為是“以民為本”，未免太過淺薄。
首先，合法的建筑每一棟都相似（法律手續齊備），而違法的建筑卻各個不同。依違建在違法和違章上的不同形式，理應分門別類地以補辦手續、修正建筑到合法狀態或處罰、拍賣、沒收等方式來糾正。比如，對于輕微超出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范圍的違建，在當事人能夠通過改建或拆除以符合許可證要求的，一律沒收充公就有嫌打擊面太大，也不符合行政法上的“最小損害原則”。至于要違法者承擔違法的責任，現行法律、規章中不乏罰款等措施。
其次，能夠被沒收并用作保障房的違建，大多已是成形的建筑。在厘清違建者的違法與違章責任之后，還得區分相關職能部門長期以來監管缺位的瀆職責任。違建的監管和處理并非無法可依，在法律層面有《土地管理法》、《建筑法》、《城市規劃法》等國家法，在各地，還有難以計數的地方性法規、地方規章。
而且，違建和別的違法不同，它是完全公開進行的，而且周期通常都較長。只要職能部門盡心盡責，對于正在建設中的違建不難發現。若職能部門及時發現，及時叫停，及時處置，也就不會有違建的“既成事實”。然而現實卻是，監管部門習慣了“放水養魚”式的執法，甚至往往“把豬養肥了再殺”。“任何人不能因其不法行為而獲益”，違建者當然應接受法律的處罰，但也不能讓違建者承擔監管失職的責任。對照生活現實，對監管中的瀆職行為進行問責，顯得更迫切和重要。
再者，所謂“違建”，正是有“違反”在前，你不依現行法處置，而是另立新規進行沒收，那就違反了法的溯及力規則。法治之所以優于人治，要點之一就在于法律具有普遍性和可預測性。人們根據法律從事一定的行為，并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如果新規溯及既往，就是以今天的規則要求昨天的行為，等于是要求公民承擔自己從未期望過的義務。這種新規的溯及既往實難稱公正。世界各國（包括我國眾多法律在內），對于法的溯及力仍采用“從舊兼從輕”規則，即新法原則上不溯及既往，但是根據新法處置更輕的，則應適用新法。石家莊若要就沒收違建充當保障房，對于法的溯及力也應有科學的安排。
違建房是違建房，保障房是保障房。依法應予沒收（而不是應予拆除或補辦手續）的違建房，當地將之投放在保障房，應該說值得一試。只是，對于沒收的范圍、新規的溯及力、監管瀆職、失職的責任追究，都得在細則中得到體現。是贊是彈，還是等這一新政細則出臺，并付諸實施之后，再下評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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