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最為嚴峻，就從發展本身面臨的挑戰來說，我覺得主要還是一系列的結構矛盾。首先是總需求當中的內需和外需失衡，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穩定性破壞太大。
　　其次，在內需方面，內需中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相比確實過于依賴投資了。我們也知道，世界一般的經濟增長如果10個百分點的話，近7個百分點是靠消費需求拉動的，3個百分點是靠投資拉動的，一般是三七開，我們是倒三七。就是我們七個百分點是靠投資，三個百分點是靠消費。而投資其實到一定程度它排斥消費，只要資源是有限的，投資到了一定的增長點它對消費就形成排擠。我們算過這個賬，就是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如果是在23.5%以下，投資需求每增加1%，消費需求的增長速度大概放慢接近0.6個百分點。而超過23.5%之后，固定資產投資需求還增加，它每增加1%，消費需求的增速大概就下降0.9%，差不多一對一了。到了30%以后，固定資產投資需求還在增加的話，每增加1%，消費需求就不是增速放慢了，是絕對負增長。2010年，中國擴大投資的增速和由此導致的消費需求的增速的放慢，基本上是抵消掉的。這個就要高度注意。
　　第三，國民收入分配的結構出現了嚴重的失衡，它會在影響公平的同時影響效率。宏觀上，政府、企業、居民三者收入分配，居民收入增長最慢。進入新世紀以來特別是2003年以后，微觀上在居民內部收入差距擴大，中國的基尼系數實際上是超過0.45的，逼近0.5了，降低了公平水平，同時損壞了效率，因為它會使有效需求不足。現在，居民收入增長最慢，從1998年到2008年，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的比重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
　　第四個結構矛盾就是產業結構當中的矛盾，現代服務業落后。2005年現代服務業的產值比重當時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40.8%，不到41%。我們一年增長0.6個百分點的話，實際上就是五年提高3個百分點，3個百分點就是今年應該達到43.8%的樣子，就接近44%，這個水平偏低。在這個方面，我們的任務極為嚴峻。此外，在工業制造業中高能耗、高污染、高物耗的產業占比過大，體現出結構效益落后。
　　最后是中國的城市化落后于中國的經濟發展程度，2009年城市化率是46.6%，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是全球人類文明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過了農村人口。同時，中國的城市化里面還是有些泡沫的，因為我們含了一億多進城農民工，農民工沒有市民化，而只是進了城市。更重要的是城鄉發展二元性差距大。我們算過一個經濟上的賬，3.3個農民收入相當于一個市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4.5個農民的購買力、消費力相當于一個市民。201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如果按47.4%算，中國的經濟增長需求動力長期主要依靠于40%多一點的人口，這是個扭曲，也是難點。
　　因此，“十二五”期間，我們要通過技術和制度創新能力提高解決結構問題，解決國民收入分配問題，要創新分配制度、財稅制度等等，提高產業創新能力。同時，要克服內需不足，除了直接刺激需求的短期宏觀管理政策之外，實際上要深入到中長期的供給管理，真正要提高供給能力，實現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根本就是創新問題，這個恐怕是“十二五”期間的難題所在。
　　一般而言，在現階段，中國不愁增長速度，愁的是我們是以什么代價獲得經濟增長。這就回到發展方式上，發展方式的轉變核心是什么？是我們的經濟增長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擴大轉移到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從主要依賴低成本競爭優勢轉變到主要依靠高效率競爭優勢。因為發展方式轉變本質上一個是技術創新，一個是制度創新，主要就這兩塊。所以，“十二五”期間發展方式的轉變是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