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信用？可能有各種定義。我的理解與市場里的承諾有關。承諾是將來才兌現的義務。市場里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交易，即時完成，所謂outright
transaction，無須信用。同時也有很多交易要加入時間和空間的因素，要經歷一個過程。其中一方或雙方的承諾，要將來才能兌現。
即時完成的交易，一般規模小，范圍有限。加入了未來才兌現的承諾，市場的結構就變得復雜起來。不是很容易就加得進去的，因為現時的承諾因為各種原因將來也不一定能兌現。一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使原先的承諾沒有辦法兌現。另外，不兌現承諾會給違約人帶來可觀的收益，誘導他不履約。無論什么原因，一個市場里充滿不得兌現的承諾，這個市場只好垮臺。
各個地方、民族、國家或文明，對待承諾的不同態度，常常決定市場能不能發達起來，演化為高級的構造。如果對違約行為比較“寬容”，市場要上臺階就不容易。麻煩的是，違約究竟是因為“客觀”情況——不可抗拒之力——而起，還是“主觀”意圖之果，常常不容易分辨。看形形色色的債權債務官司，究竟是不是“惡意逃債”，仿佛靠誅心之論才能決定。
我看過歷史上習慣法(Common
Law)的一個記載，對于所謂不可抵御的因素，不留什么余地。甲借錢，承諾某天償還，結果當日發大水沖垮了橋，不能過河還債。法官居然問：難道沒有想過橋有可能塌掉嗎？最后甲被判違約。今人對這位法官大人的推理，會作何想？就是對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傳統，比如“父債子還”，又作何想？
所以諾斯等人強調“非人格化關系(impersonal
relationship)”是大規模市場的基礎。怎么讀，impersonal也有不近人情的意味。照顧人之常情，原諒違約行為，人際關系也許不那么冷冰冰，代價就是市場交易難上檔次。道理不復雜：張三對李四的承諾構成李四對王五承諾的基礎，一個承諾不兌現，一連串承諾的兌現都受牽連。復雜的市場是一張契約網，一個網眼破了，整個契約連接都可能破。
中國選走市場經濟之路，突然發現誠信資源之匱乏，似乎比其他自然資源還要厲害。“誠信”者，盡最大努力兌現承諾的行為也。但無數觀察表明，國人似乎盡最大努力不守信。到文化里找原因嗎？歷史上的中國人不是這樣的。倒幾十年一百年的苦水嗎？覆水不可收也，批來批去真的管什么用？可是充耳“打造信用經濟”的口號，也不免令人生疑——那是造一座摩天大樓嗎？
還是從實際出發吧。三點事實構成出發點：(1)市場已經來了，不是誰想揮之而去就去的；(2)市場規模在擴大，交易形式日益復雜；(3)假冒偽劣與守信行為兩極并存，都在發展。這里第三點最重要，都是中國人，人種、文化、歷史都共同，市場行為有重大分歧，說明問題的要害還在當下的約束條件。
不是反對教育，也不是看不到理念的引進對人行為的影響。不過主張，教育要講點區分。“從娃娃抓起”的，理想色彩不妨強烈一點。知道日本小學老師帶同學到公共場所撿碎紙片，也見過他們的孩子們排隊參觀廢水和垃圾處理工廠——讓公共衛生和環保意識從小扎根——實在令人欣賞。但成人教育的重點應有所不同。具體到信用意識的培養，還是對經驗的常識性解讀，效果要好一些。
比如中國一句老話，“好借好還，再借不難”。我認為就是對市場信用經驗的常識性解讀。首先，借人錢財要還，是最起碼的市場道德標準。不是高得夠不著的圣人舉動，而是普通人也可以講的是非和“好壞”。重要的是，“好借好還”后面跟了一句“再借不難”，構成一個因果鏈。守信行為有好報——下次有借貸需要的時候，因為上次守信用，兌現過承諾，再借就不難。
這條樸素的“信用教義”，厲害之處在于有一個反面的含義。倘若借人錢財不還，那就再也沒有借錢的機會了。總有一分錢難倒英雄漢的時候吧？失去了再借錢的機會，對未來生活或生意的影響，小孩子不懂，但對有生活經驗的成人，一點就通。邏輯很簡單，無非將心比心。你借出的，別人總不還，你還會再借出嗎？
在很多情況下，市場信用道德就是這么簡單。集市上賣雞蛋的小販為什么不騙客？求回頭客——再借不難也。騙人一回，人家再不光顧，倒霉的還是自己。為什么脾氣暴躁常打老婆的師傅，對顧客總是那么耐心周到？他知道競爭者隨時可以進來，要靠服務態度留客，否則沒有飯吃。以為在市場圖利的就一定沒有道德，實在忽略了這些現象里的含義。
用比較正規的術語，“好借好還”是“第一方監督”，也就是交易人的自我約束。這監管的能量來自內心、來自良心。其經濟含義就是不守信要加付一個心理成本，寢食難安，總覺得不對頭。“再借不難”呢？就是“第二方監督”，即來自交易對手的監督。一旦一方自我的道德約束不起作用，違約背信，對方以“不再借”作為懲罰。
傳統智慧的缺點，是沒有注意到在上下交征利的市場里，僅有第一方監督和第二方監督，還是遠遠不夠的。“好借好還、再借不難”縱然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但難免有失靈的時候。比方“小借小還，大借不還”，怎么辦？就是借了不還的利益，大過再也借不到的損失，靠什么約束行為呢？再比方，脫離了固定的交易圈子，連續的行為就變得不連續，既然不還山東卻仍可以從河南借到，為什么還要“好借好還”？
第三方監督不可或缺。就是說，在交易雙方之外還要有獨立的第三方，專司中介、見證、仲裁和強制執行之責。沒有第三方監督，“好借好還，再借不難”一旦失靈，市場交易就無以為繼。不難推斷，越是大范圍的交易、復雜的交易，流動性高的交易，越要依賴第三方監督。
這才是傳統中國的薄弱環節。大體有幾個成因：一是官家直接控制買賣，政府本身不獨立于市場交易之外，裁判踢球，人們到哪里去找獨立的第三方？二是幅員遼闊，天高皇帝遠，政權服務無法深入民間，只好搞以德治國，勸大家不要斤斤計較，與市場實際完全脫了節；三是法治糊涂，尤其缺乏對權力的監督和平衡，公權很容易變異為官員腐敗的機會。史家有論中國的幅員和自然資源條件，早該成為工商大國，結果到明清末年，跨省長途貿易的比例還是低得可憐。追究起來，人文制度因素要負很大的責任。
俱往矣，中國重走大規模市場之路，必克的一座城池就是重建信用。此事說難極難，說易也極易，就是傳統的中華文明智慧外加一個法治。（原載《經濟觀察報》2005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