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季度的一系列經濟數據看，在宏觀政策決策上，似乎開始面臨明顯的兩難：一方面，因為物價壓力居高不下，不保持緊縮的態勢，很難推動物價從高位回落；另一方面，在企業面臨勞動力成本上升、信貸和融資成本上升、2009年以來新開工項目陸續進行建設完工時期等壓力擠壓下，如果繼續大幅緊縮，必然會對一部分企業形成明顯的沖擊，并可能導致部分投融資平臺項目的建設遇到流動性的挑戰等。在這樣的所謂兩難格局下，加快結構調整，成為一個必然的選擇和方向，這主要包括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培育服務業并積極放松管制、促進不同區域的均衡發展、理順資源價格體系以形成清晰的價格信號等。
一季度全國經濟和部分省份GDP小幅回落，顯示中國的經濟增長正在由應對金融危機一攬子刺激性政策驅動，逐步過渡到由內生動力推動，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可持續性和內生動力有所加強。可以看到，結構調整的效果在不同區域正在以不同的形式體現出來。東部沿海省份、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增長速度已經明顯回落，且回落幅度高于其它省市，結構調整的推進速度也明顯快于其它省市，投資領域主要體現為有利于產業升級、服務業提升方面。部分中西部省份產業發展空間仍然較大、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依然相對強勁，因此經濟增長的速度也相對較快，地方政府的投資規模也較大，但是，與之前的“為出口而投資”有所不同，目前中西部省市已經逐步轉向“為產業轉移而投資”、“為消費而投資”。
但是值得關注的是，在現在經濟增長模式、稅收體制等運行機制下，地方政府以GDP為導向的激勵模式未有實質性改變的情況下，在打破GDP崇拜、推進結構調整的方向上，可能還僅僅處于起步階段。
具體而言，一季度GDP增速的輕微回落主要是宏觀政策主動調控的結果。但是，中國現有經濟模式中的資源要素非市場化定價、高儲蓄下的低利率、信貸與投資周期的正向反饋效應一定程度上內含了投資與增長慣性，這使得結構調整往往出現階段性反復。
短期來看，下一階段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特別是打破地方政府的所謂“GDP崇拜”的循環，一方面取決于下一階段逆周期調控的持續性，同時也取決于經濟運行體制的市場化改革進展。
展望二季度，為保持目前的結構調整成果，貨幣政策預計還會繼續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加息、窗口指導等手段控制社會流動性的合理規模，避免信貸與投資的正向擴大效應，同時也可以提高資源消耗型企業和地方融資平臺的貸款成本。另外，窗口指導政策則可以通過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資金支持力度，特別是引導商業銀行加大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合理調節中長期貸款和短期貸款的比例，防止短貸長用、擠占流動資金，造成企業營運資金緊張，服務于經濟結構調整的大局。
中長期來看，結構調整在中長期內必然取決于資源要素約束的臨界點和高儲蓄率回落趨勢的逐步形成，以及經濟運行機制如稅收體制的調整改革。所謂結構調整，本質上指經濟增長的原始動力發生結構性改變，目前來看，中國經濟正在迎來“劉易期拐點”和人口老齡化的時間窗口，這“兩大拐點”的來臨意味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趨勢將逐步形成，也意味著儲蓄率的下降和實際利率的上升趨勢難以避免，加之資源價格市場化改革的穩步推進，未來的經濟增長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賴資源的集約化使用、技術的進步及配置效率的提高來實現，而這也正是結構調整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