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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日前首次對外發布了“社會融資規模”數據。這標志著我國貨幣政策應對通脹有了新的中間目標，也意味著貨幣政策調控范圍將擴至基礎貨幣及銀行信貸之外的股市、債市等其他融資領域。“社會融資規模”將與“M家族”等共同構成貨幣政策制定的參考指標體系，這是對我國貨幣政策“名義錨”的積極改良，更符合當前社會融資多元化的趨勢。
所謂貨幣政策的“名義錨”，就是貨幣政策的目標規則，用來限定一國貨幣對內價值或對外價值。其選擇有兩個考慮：一是通過設定“名義錨”提供物價水平被唯一確定所必要的條件，進而在長期內保證物價水平基本穩定；二是“名義錨”能對央行貨幣政策形成約束，從而抑制貨幣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所以，從一定程度上說，成功設定“名義錨”，能充分保證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在本質上，“名義錨”是一國貨幣政策盯住的名義經濟變量。西方國家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名義錨”主要有匯率目標、貨幣供應量目標和通脹目標。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雖然沒有明確公布“名義錨”變量，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貨幣供應量和匯率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名義錨”的角色，央行擔負著同時維持貨幣供應量和匯率穩定的義務。
在雙重“名義錨”條件下，我國貨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經常陷入兩難。國際收支長期“雙順差”，外匯儲備激增使得外匯占款引發的基礎貨幣投放不斷增加，通過貨幣乘數放大，對貨幣供應量形成嚴重沖擊，央行控制M2的難度增加；而外匯儲備增加正是我國執行當前匯率制度的結果，如果為了維持貨幣供應量目標，就要放棄當前的匯率制度。這樣，央行就必須在貨幣供應量和匯率這兩個“名義錨”之間做出選擇。看近幾年的實踐，央行更多把維持匯率穩定作為首要目標，M2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系統性寬松”狀態，致使國內經濟出現失衡。
此外，貨幣供應量與匯率兩大目標自身也存在難以控制的風險。在社會融資渠道呈現多元化趨勢下，其他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也在提高，因為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增大，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改革受到許多條件限制，在各國匯率波動劇烈頻繁，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各主要儲備貨幣國都選擇明哲保身甚至以鄰為壑、轉嫁危機，我國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難度大增。
但在實際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雙重“名義錨”短期內仍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擴大直接融資規模，是今后我國金融市場改革必須堅持的方向。面對直接融資規模及比重的逐漸增加，社會融資渠道日益多元化，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實時修正“社會融資規模”指標，進一步完善社會融資規模的統計口徑，切實提高這一指標的可測性、準確性和合理性。因此，用好“社會融資規模”這個新指標，將極大豐富和完善貨幣政策框架體系，更有利于發揮貨幣政策的調控功效。
為了既消除通脹的貨幣因素，又滿足實體經濟對金融的合理需求，筆者以為，在此基礎上，還應積極改進其他貨幣政策機制，進一步豐富和完善貨幣政策工具。按照銀監會與央行協商的意見，今年貨幣信貸總量調控重新由央行負責，并且推出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這一新的調控手段，配合其他貨幣政策工具，引導貨幣信貸適度增長。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措施的推出可以有效提高信貸增長的可控性。另外，利率調控是我國金融宏觀調控的發展方向，這就要求必須積極推進利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
從長期來看，目前采取的盯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只是過渡性措施，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向自由浮動將是必然選擇，在這個過程中，匯率的“名義錨”作用將會逐步喪失。同時，隨著金融改革的深化，貨幣供給內生性增強，央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能力也會下降，轉變貨幣政策目標，屆時，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作為新的單一的“名義錨”，將更有利于實現我國經濟的內外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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