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面條、皮革奶、石蠟鍋、毛醬油、藥火腿、增稠蜜、糖精棗、氟化茶、鋁饅頭、硫銀耳、箱子餡、甲醇酒、紙腐竹、地溝油……”有人戲稱這張不完全食譜是“中國式菜單”。
　　常言說，“民以食為天”，可這天大的事卻天天被開玩笑。有人說，這是黑心企業道德淪喪；有人說，這是執法部門監管不力。這些解釋，恐怕都不在點子上，因為這些解釋和對策都忘記或忽視了市場的力量。
　　梳理起來，食品亂象的特點有“三個多”：一是大企業多，例如三聚氰胺牽涉到的是三鹿、蒙牛，瘦肉精關聯的是雙匯，它們都是巨型企業甚至是行業龍頭；二是生活改善型食品多，銀耳、白酒脫離了基本必需品的范疇，火鍋料、牛肉膏則與下館子有關；三是渠道匿名型銷售多，糖精棗、染色饅頭進的是超市，地溝油、石蠟鍋走的是餐館。
　　這“三個多”，含義豐富。其中，尤以“大企業多、龍頭企業多”非同尋常。相對于小企業，大企業有規模優勢和效益、龍頭企業更是擁有超額的聲譽租值回報。從私人激勵上看，通過資本市場、上市公司，企業的相關高管也已經與企業的榮辱休戚相關、民營機制下更是身家性命所系。我們不僅要問：“如此這般重重制衡之下，一個大企業、龍頭企業及其主事者為什么竟能夠舍聲譽而不顧、置個人利益于危境、弄虛作假、輕身犯險？”若僅僅以一句“受利益驅使的貪婪”來蓋棺定論，就顯得過于輕飄了。尤其，當這樣的冒險和崩潰不是個別企業的孤例，而是跨市場的群發現象時，恐怕就更值得深思了。
　　根子在哪里？我認為，根子是居民部門的收入過低。居民部門的收入受限，其凈效果相當于給相應的生產供應部分施加了價格管制。
　　進一步，強勢的流通環節連續放大和強化了這個管制效果。相對于競爭激烈的生產部門，流通部門擁有強勢地位，它不僅可以將成本變動轉嫁到生產部門消化，甚至可以在鎖定零售價格的同時鎖定自身利潤率，迫使生產部門在零售部門的準價格管制下進行調整。一季復一季、一年復一年，經過若干輪次的反復調整，令生產部門對新的一輪調整和消化越來越接近于極限邊際。
　　這意味著，對于生產企業而言，這個價格管制的緊縮效應最終強烈到通過常規的工藝優化、成本節省等辦法消化不了的地步，而不得不以降低質量、偷工減料，甚至弄虛作假的方式變形運作。
　　看透了以上的“竅坎”，某些企業甚至舉一反三，基于這個“竅坎”展開了主動的“創新”。無論是染色饅頭、還是硫銀耳、增稠蜜，其“創新”的奧秘，說穿了，就是打通“通路”：“滿足了通路的、糊弄了消費的、剩下的就是自個兒的”。“緣起于收入受限，放大于通路強勢”——這就是食品亂象背后的邏輯。
　　監管再完善，也只是把防守做到極致，監管畢竟有時而窮：一是監管本身需要花費代價；另一方面，一味地強調監管還會放大監管尋租的空間，這是另外一塊多余的代價了。正本清源的辦法是增加居民部門的收入。如果說加強監管起到的是遏制食品亂象惡性膨脹作用的話，那么增加收入除的就是食品亂象之根。邏輯其實十分簡單：收入增加，提高了人力資本的凈價值；人力資本凈價值的提高，放大了偽劣食品的危害，使得偽劣食品成為“吉芬物品”（貧窮時接受、富裕時唾棄的物品）——“讓偽劣食品成為吉芬物品”，是從根子上調動市場的力量予劣質品以懲戒。
　　“劣貨與其盡用行政力量托管治理，何如善用市場杠桿自發作用”——讓市場發揮作用、盡量讓市場發揮作用，即使是面對假貨需要行政和法律協助的時候；一味求助于行政干預而忘記讓市場發揮作用，恐怕是比食品亂象更讓人不安的事情。而提高居民收入，正是讓市場力量發揮作用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