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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黃色錄像、不見義勇為、搞婚外情、違章搭建……這些不良行為，如今都被以“禁令”形式一一列入《南通市公務員思想道德和社會誠信行為規范》。其中對公務員職務之外的18條生活約束，成了這部“規范”的最大亮點。
盡管南通市有關人員表示，出臺新規旨在突破原有重“績”輕“德”的評測體系，“在法律制度等強制性底線之上，重構公務員群體的價值體系”，但人們仍對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充滿質疑。
首先，把“好人”底線列為“規范”矮化了公務員道德標準。南通市人社局公務員管理處陳玨新處長稱，制定《規范》的目的是讓公務員首先做一個“好人”。可是，闖紅燈、違章搭建等有違社會秩序的事不該做，這已是社會共識，把常識當“禁令”，是降低了公務員的道德標準。正如北京大學法學院儲槐植教授所言，“公務員在社會上應為公眾起到道德表率作用，因此不僅要求他們遵守法律，還必須用更高的道德標準要求他們。”合格國家公務員不能等同于一般意義上遵紀守法的“良民”。做“好人”充其量只是公務員的道德底線，而把“不繳物業費”、“闖紅燈”等一并作為“禁令”頒布，恐怕也恰反映出公務員隊伍道德建設的集體沉淪，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和無奈。
其次，包羅萬象的“規范”缺乏可行性。按“做官先要做人，好官必是好人”的社會常理，用“規范”把公務員首先約束為一個“好人”的思路是正確的，但就“做人”而言，由于8小時外的人類活動五花八門，即使按“好人”要求制定道德規范，“40條”也不足以窮盡各種違法背德的不良習氣。實際上，我國的各類規章已有相應行為規范，違規自應查究。問題關鍵在于狠抓落實。比如，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已就中國行政機關公務員違反傳統道德規范的情況，例如包養情婦、拒絕贍養父母、虐待家庭成員等，提出明確無誤的處罰規定。如果沒有新情況出現，我們的任務就是把現有法律法規落實好，確保執行到位。因此，法律的歸法律，道德的歸道德，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應是我們建章立制的前提。
應該說，近年來各地嘗試把公務員品行監管延伸至8小時外已成趨勢，而且新招頻現，但鮮有能一以貫之堅持并有效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難以操作。就南通版“公務員道德和誠信規范”而言，“觀看黃色錄像”、“搞婚外情”等，如何界定，誰來監管？“闖紅燈”是該歸交警管還是歸人社局管？這些都是問題。包攬不便管、管不好、不可為的事情，制定出的“規范”恐怕徒具觀賞價值。
在全國性開展治庸、治懶、治散的大背景下，加強公務員道德建設還要立足于教育、管理和問責。當前，重中之重是把目前已基本完善的法律體系執行到位，如此，遏制公務員隊伍“道德滑坡”的狀況才能大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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