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看到“非法集資”被判死刑，每一次都感到震撼。4月2日，安徽亳州“特大非法集資案”（涉案37億元），在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事主死刑。4月7日，已經開審多時的浙江東陽“億萬富姐”吳英“非法集資”（7.7億元）案，二審開庭（一審被判死刑）。
　　我國刑法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大”，就是非法集資罪，如果數額巨大，就足以達到死罪。但實際上，非法集資這個罪名，法律很不好界定。有的非法集資者，是以詐騙開始的。但也有一些情況，不是以詐騙開始的，而是在“不正常的經濟環境”下滑向不可收拾的境地的。在中國的法律下，似乎一“集資”就非法，但實際上，并不容易判別“非法占有”的目的，也難以區別它和“民間借貸”的關系。
　　在西方法治國家，很難有中國似的民間“非法集資”案。而我國的法律不開放除銀行之外的借貸機構。銀行處于高壟斷狀態，還是負利率的！這是在催生“非法集資”案。而我國的各地方法院對“非法集資罪”的判決一律不手軟。數額巨大的，固然逃不出死刑。數額“較大”的，也判了死刑。但是，詐騙罪最高刑是二十年或死緩。
　　“特別巨大”的集資案，往往嚴重地牽涉到當地官員，或者上級官員。有的官員直接和間接地參與或操縱著非法集資。這種情況下，一旦“出事”，涉案的官員會希望案犯速死。還有公務員挪動公款去集資，以圖分得傳銷似的高額返成，據為己有。這些人也希望案犯被處死，把自己的非法所得變成“死賬”。所以，很多時候，死在非法集資罪槍口下的，是在為更多的案犯抵罪。
　　其實，金額巨大的集資案，在發案之前，在當地一般是很有名了。就算一般市民出于無知，或出于希望從中獲利的愿望，而沒有舉報，但官方不可能所有的部門都對此一無所知。要知道，這些案子都不是以高智商和高科技忽悠人，相反，它必須簡單明白，且易操作，才能吸引大眾參與。只要你不把自己納入利益鏈條上去考慮，它就像傳銷一樣，容易發現它的漏洞。
　　筆者十多年前調查過一個幾千萬的“非法集資”案（以當時的社會資金規模，應該說這也比較大了）。但它是由一位不會書寫自己名字的婦女操作的。她在收到集資款時的簽名，是照著別人給她寫好了的她的名字畫出來的。她不斷地收到集資，也不斷地加上高額利息返還。就這么個游戲，泡沫就吹大了。但你如果說當地的人們都被她騙了，你這不是在罵那個地級的市民和體體面面的體制內諸公么？這個報道當時差點要被加上“XXX死路追蹤”的標題。后來大約也真的判了死刑。
　　浙江“女富豪”吳英非法集資案，不也是這樣么？這位1981年出生的中專文化的女子，案發時二十多歲，她如何有非法集資7.7億元的能量，她的能量是社會賦予的。吳英正在等待終判。她的律師為她做了無罪辯護，律師當然會給她列舉“無罪”的理由。
　　但是，無論律師是如何辯護的，也不管筆者上面講的種種理由，最后還有一條理由是，這些非法集資者既然集資過程已經終結，已經沒有社會危害性，并且考慮到“善后”清償的需要，還是不殺的好吧。
　　非暴力犯罪，特別是經濟犯罪的死刑已經受人詬病。相比之下，“非法集資”不比貪污受賄的社會惡性高，但后者只能是國家公務員所為，中國法律對它的防線一退再退。刑法規定貪污10萬元以上可以判死刑，現在數億元也已經判死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