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的金融結構已進入實質性的拐點。據初步統計，2010年新增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6.33萬億元，為同期新增人民幣貸款（7.95萬億元）的79.7%。體系外信用供給的增加使得2010年度社會融資總量高達14.27萬億元。
盡管目前企業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的相當部分還是由商業銀行所持有，但由銀行體系外提供的信用已經占到全社會信用供給規模的30%以上。
以信貸總規模占GDP的比例衡量，中國傳統銀行的信貸供給無疑已經走到了頂點（高達130%），因為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歷程中，從來沒有哪個國家達到過這個高度。但以總信用供給規模占GDP的比例衡量，中國卻顯著落后于美歐諸國，這意味著傳統信用供給方式的增長速度大大超出經濟總量增速的時代已經過去，未來十年發展的空間無疑是留給金融市場的。
這是金融深化自然演進的過程，是一種進步。
我們在肯定社會融資總量這一統計口徑的重大意義的同時，也要認識到，這個指標目前仍只具備參考價值。這是因為社會融資總量與貨幣量的穩定的數量關系尚未建立。貸款投放可以創造新的存款，增加貨幣供應總量，提高貨幣乘數。但其他各種體系外信用供給方式，對于存款的派生能力存在差異，而且各種信用供給方式的結構每年波動較大。
不過，中國經濟總量的增長與信用供給的總規模一直保持著穩定的數量關系，意味著有多高的速度，就有多大的信用需求。統計表明，自2002年以來，兩者的相關性高達0.85。我個人感覺這個規律比貨幣量增速的經驗規則更為實用。
中國要保持10%的經濟增長速度，在當下中國經濟模式中大致需要14萬億甚至以上的人民幣信用規模。這意味著體系內壓縮的規模一定會從體系外對沖回來。除非，宏觀管理者已經做好了接受一個低于9%的GDP增速的心理準備。
中國的金融結構拐點的出現，也意味著貨幣政策的范式悄然改變。
過去中央銀行一直主要通過數量管制和微觀管理（窗口指導）來控制信貸增長。它對于約束銀行擴張有立竿見影的功效，但對于資金逃離銀行，它顯得意義全無。
中國抑制通貨膨脹的關鍵在于改變資金的流向，即希望資金能自主地向銀行回歸，央行用準備金“硬鎖”顯然不見得有效。為保證商業銀行正常流動性需求，央行被迫還得向公開市場逆回購放出凍結的貨幣。從去年11月16日央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算起，在過去的五個多月時間內，全部金融機構存款增加1.7萬億，這期間央行上調準備金率6次，共計300個bp，凍結銀行流動性2.1萬億元，意味著這段時間金融機構增加的存款全部被凍結還不夠，而銀行還要發放貸款1.6萬億元，最后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結果是凈投放頭寸高達1.1萬億元。這等于將收繳的準備金的一半變相又歸還了銀行。
所以說，解決問題的癥結在于抑制實體經濟的旺盛需求，同時銀行體系要能吸引資金回流銀行，而不是逼著大量資金從體系內出走。
稍通經濟分析的人都能看清楚，當下之情形惟有加利息率，其他更剛性的行政手段都已無濟于事。從理論上講，加息就好比給貨幣老虎多喂塊肉，讓它乖乖趴在籠子里別出來亂晃悠。在邏輯上，只要加息足夠，再兇的貨幣老虎也會趴下的（周其仁語）。
要控制全社會融資規模，數量控制不可能替代價格調控，而且越到后面負向作用越來越大，直至抵消掉收緊貨幣的最終效果。因為中長期利率大幅度長時間地低于實際通貨膨脹的水平，將催升資產泡沫膨脹，在中國按照抵押品多少來分配信貸資源的金融體制下，對于私人部門擠壓是顯而易見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控制全社會融資總量的關鍵在于約束地方政府投資和財政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