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是近年來國家為提高職工收入水平，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一項重要舉措。但記者在重慶調查發現，這項工作推進十分緩慢，多數行業和企業職工工資仍然是“老板說了算”。由于缺乏法律強制，組織動員不力，意識不夠，大部分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對工資集體協商持抵制態度，一些企業假協商、商而不行的現象也十分普遍。

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推行緩慢

　　重慶自2001年啟動企業工資集體協商試點。2006年后，還出臺集體合同條例，成立了市領導領銜的工作組。但幾年下來，集體協商推進緩慢。據重慶市總工會統計，近幾年，重慶開展集體協商“要約行動”，簽訂集體合同1萬余份，涵蓋職工135萬余人，但開展了工資集體協商，且簽訂工資專項集體合同的企業僅四五千戶，占總量的三成不到，簽訂區域性、行業性集體合同只有百余份。
　　記者調查發現，數量眾多的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幾乎成了工資集體協商的“空白地帶”。不少民營企業職工連“工資集體協商”的概念都沒聽說過。
　　有4000余職工的秋田齒輪公司，是大渡口區的納稅大戶、優秀企業。但公司人事科負責人透露，秋田從沒有搞過工資集體協商，這幾年工人的工資每年都小幅上調，但從來是公司董事長決定的。
　　公司有關負責人解釋說，汽摩齒輪行業利潤較低，秋田一年六七億的產值中就有百分之五要支付職工工資和社保，所以工資提升有限，一般是根據公司董事會決定，人事部門每年把確定的工資漲幅做進預算，“因為缺乏明確的工資增長、協商機制，這兩年也造成不少工人流失。2010年，生產線上的工人一半是新招進來的”。
　　工資集體協商在國有企業中推行同樣困難重重。重慶市總工會民主管理部部長胡春曉說，國企一般都有政府規定的工資定額，且工資增長水平總體較好，企業和職工對工資協商的需求低；一些企業老總甚至認為，國企已經代表了工人利益，沒有必要再協商工資；一些國企雖然簽訂有工資專項合同，但協商的真實性、有效性不夠。
　　重慶和平制藥公司是一家產值近億元的國有控股企業，全廠工人有400余人，目前職工平均工資每月只有1700元左右。公司人力資源部副部長顏玲介紹，管理人員每年固定要加工資，一線的工人按照計件工作量，基本也是每年調一次，但都是由單位領導定的，沒搞過什么集體協商。
　　某國企三產單位的出納員周女士透露，公司雖然簽有工資協議，但不過是一張沒有具體內容的形式化合同，這樣的工資協議最終還只是領導意志，實際上是在走過場。

企業缺少壓力職工沒有動力

　　旨在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企業職工工資集體協商，為何推行困難？企業工會和基層干部認為，關鍵在于缺乏法律強制推動，企業沒有協商的壓力，職工組織動員不足，沒有協商的意識和動力。
　　胡春曉說，雖然《工會法》、《勞動合同法》均對工資集體協商形式和內容作出了一些規定，但沒有硬性約束，企業可做可不做，不開展協商也不會受到處罰，法律對工資集體協商的內容也沒有強制性標準“沒有法律強制，企業能否搞成協商，只有靠工會努力爭取，靠資方自我覺悟�！�
　　重慶市人力社保局勞動關系處處長王榮勝也表示，目前勞動監察部門只對用人單位是否簽訂勞動合同、是否達到最低工資標準、是否繳納社會保險等方面進行檢查，至于監督企業是否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則于法無據，勞動部門從來沒有接到過企業職工關于這方面的投訴，也沒有因此處罰過一家企業。
　　“從職工方面來看，由于就業穩定性較差，多數企業職工沒有與資方協商工資的意識和勇氣，加上企業工會組織不健全，履職不到位，很難形成倒逼機制和群眾廣泛參與的推動力�！焙�春曉介紹，目前重慶仍有約半數的非公有制企業，一大批鎮街、社區未建立工會組織。重慶市總工會在對某企業的抽樣調查中發現，有近三成職工面對“企業拖欠工資，您怎么解決”時，回答“自認倒霉沒有追究”，職工組織動員和維權意識可見一斑。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發展經濟、招商引資的考慮，對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心存疑慮，害怕影響地方投資環境，對此項工作不支持。重慶市總工會常務副主席黃建國說，在多方因素影響下，工會也處于一個尷尬的地位，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大多數時候是憑個人關系，往往只能以情動人，去游說老板，少數比較開明的企業主有時候能聽進去，大部分企業不聽，你也毫無辦法。甚至一些企業為應付檢查，干脆搞個形式上的協商，有的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內容不切合實際，照搬照抄有關規定，或者關鍵條款只往最低標準上定。

增強法律強制加強工會動員力

　　基層工會和人力社保干部認為，只有增強法律強制性，進一步完善工資集體協商操作標準，加強企業工會組織動員能力，才能破除集體協商難落實的瓶頸，從而真正促進和諧勞動關系的形成。
　　王勝榮說，在勞動關系中，強資本、弱勞動是固有特性，因此推行工資集體協商的主要矛盾在企業這一方面，有必要在《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基礎上，盡快出臺配套法規和實施細則，強力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使企業愿意談、想要談、必須談，對拒不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企業，要責令其限期改正，依法查處。要解決好工資集體協商中，協而不商、商而不行的問題。針對一些企業搞形式、走過場的問題，應規定企業應當為集體協商提供必要的條件和所需的信息資料，包括工資總額、經營費用、財務狀況、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計劃、社會保險費用繳納情況、職業培訓基金使用情況等。
　　胡春曉建議，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企業是主體、職工是根本、工會是代表、政府是主導，必須形成合力，僅靠工會或勞動保障部門是不行的，要把稅務、工商等各個部門納入這個體系中，對企業形成有效的監督和壓力，比如工商部門要把企業是否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納入誠信評價管理體系，對企業形成壓力。
　　自2000年就開始試行工資集體協商的重慶藥友制藥公司的工會主席劉伏生表示，企業工資集體協商關鍵要講明政策，改變企業經營者認為開展工資平等協商就是漲工資、增加企業成本、瓜分自己“利益蛋糕”的想法；要分類指導，如困難一些的企業，可以協商如何確保職工工資發放；虧損企業可以協商落實職工最低工資發放；效益好的企業當然要具體落實如何給職工增加工資；同時在企業效益不好或虧損時，不增甚至減發少量工資以度難關，這樣將會增加企業搞工資協商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