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開的“中國·東盟城市交流與合作”研討會上，從馬來西亞前來中國取經的代表們對中國的城市面貌羨慕不已，他們通過翻譯不停地問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發展中心主任李鐵：為什么你們的城市這么干凈？為什么你們的城市里沒有貧民窟？
　　面對友邦的驚詫，李鐵回答的是：作為政府的考慮，不希望在每個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出現像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國家出現的貧民窟現象。所以你們看到，在中國沒有出現大量的貧民窟，原因是我們限制了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當然這種限制政策也抑制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妨礙了中國農村的發展。
　　李鐵的回答可以用“真誠”二字來形容，不隱不諱，不知友邦有沒有再度驚詫。因為，既然是限制，就包括沒有進來的不讓進來，或是有條件地進來，以及進來了的搭建起貧民窟會被清理掉。
　　關于城市化與貧民窟的問題，爭論已久。美國知名學者麥克·戴維斯曾寫了一本書叫《貧民窟星球》，他認為，第三世界里不受控制的城市化，導致了日益嚴重的城市貧困問題，根本原因在于第三世界的城市化并未與工業化同步，所以他建議在城市化的問題上必須審慎對待。與這種理論相反的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格萊瑟在他的《城市的勝利》一書里認為，第三世界擺脫貧困的唯一出路就是城市化，只有城市才能實現更高效率的生產，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城市貧民窟非但不是一個問題，反而是一個城市具有活力的表現，是鄉村向城市進化必然的跳板。
　　就李鐵的回答和目前中國的戶籍制度來看，我們贊同或運用了第一種理論，搞“進城準入”，農村人口，尤其是農村貧困人口進入城市的門檻大為提高，也就大大減少了城市貧民窟的出現。
　　但是限制的背后必然是以犧牲某些權利為代價的。我們的城市沒有貧民窟就是以限制農村人口入城為手段，代價就是大量的農村人口喪失自由遷徒的權利和其他福利。具體而言，就是難以獲得城市戶口，也就難以平等地享受捆綁在城市戶口上的種種城市福利，包括教育、醫療、住房等等城市公共服務。
　　這就是說，中國城市光鮮的背后是以一部分國民犧牲權利為代價的，是農民的巨大付出，成就了城市的光鮮。
　　事實上，人口（勞動力、人力資本）是一種市場要素，市場本身有一只無形的手會配置這些要素，合理的資源配置才能產生最大效益。因此，人口流動不可避免，是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歷史地看，沒有大量的農民工涌入城市打工掙錢，就沒有中國現在的發展局面。農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廉價勞動力，城市受益，農民也受益，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也是縮小城鄉差距的重要途徑；我們應該鼓勵、保護而不是限制人口流動。
　　但是，拉美等國的貧民窟式城市化道路，也不應該成為“光榮的榜樣”，中國又要城市化，又要避免或減少貧民窟，出路在哪里？我覺得學者周天勇提出的一些思路值得思考，比如提高農村人口收入；實現農民手里的農村資產退出變現，使農民擁有進城的創業資本；政府為貧困人口提供廉租房。這樣，就可從總體上實現農民的體面進城，避免城市化陷阱。
　　我認為，這里面的核心問題，是農村資產退出變現要解決好產權問題，使農民手里的土地財產化，平等入市，否則，將是對農民權利的又一次剝奪，那么，他們不但不能進城，而且連在農村賴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也保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