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財經》雜志刊登了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王慶的文章——“池子論”與人民幣國際化，認為我國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符合周小川行長的“池子”標準，留在我國香港地區的人民幣是“被圈在池子里的熱錢”；在人民銀行推動以貿易結算為突破口的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一個以人民幣形式存在的熱錢“池子”已經在我國香港地區形成。王慶還提出兩條建議：一是給我國香港地區提供更多的人民幣，讓我國香港地區成為投機人民幣升值的“賭場”；二是嚴格限制我國香港地區留存的人民幣回流境內，以避免沖擊境內貨幣和金融市場。
　　我同意王慶的第二條建議，并愿意做以下補充。
　　在當前存在跨境資本管制條件下，同一種幣種的資金在中國境內外不同環境中的身價也不同。例如，相對于H股定價，最便宜的A股有30%的折價，最貴的A股則有300%的溢價。同樣，鑒于離岸市場上的人民幣資金也是外資，與內地市場上的人民幣資金全然不是一種貨幣。既然離岸市場上的人民幣是外資，就與境外的其他貨幣資金一樣，應該接受同等嚴格的跨境資本管制：對人民幣資金既不能網開一面，也不應該比其他幣種更加嚴格。
　　讓離岸市場上的人民幣回流境內，將增加境內流通的基礎貨幣和各個層次的貨幣供給，有可能對內地的貨幣和金融市場造成沖擊。但是，這個沖擊并非不然會發生，有可能被化解掉。事實上，人民銀行規模日益龐大的對沖（sterilization）操作就是用來消弭日益增長的跨境資金造成的沖擊。因此，限制離岸市場上的人民幣回流境內的原因，與其說是避免沖擊境內貨幣和金融市場，還不如說是可以降低人民銀行的對沖成本。
　　從長期來看，中央政府支持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既有助于維護和強化我國香港地區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也有助于人民幣的區域化。但是，人民幣區域化需要有長遠而整體的頂層設計，更需要有步驟和有次序的改革。如果不是這樣，內地有可能為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承擔風險和付出代價，最終卻不能實現“雙贏”的政策目標。從2010年7月開始，在我國香港市場上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包括債券和股票）增長迅速，是增加內地貨幣供應的新途徑，這一點應引起決策者的高度注意。
　　例如，財政部2010年12月在我國香港發行了50億元3年期、5年期和10年期人民幣國債，利率比在內地發債低了1.5-2.2個百分點。財政部的這個操作把境外的“外匯人民幣”變成了境內的人民幣，但增加了人民銀行的對沖壓力。盡管這對財政部來講是非常劃算的，但如果將財政部的所得和人民銀行的所失合計，可能“得不償失”。
　　因為，財政部占人民銀行便宜是“左口袋放到右口袋”（因為財政部和人民銀行都是國務院管轄部門），問題是占人民銀行便宜的還不只是財政部。據香港金融管理局披露，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幣債市從2007年起步，2010年得到了快速發展。2010年，共有50只人民幣債務工具（包括債券、存款證及股票掛鉤票據）在港發行，總值約427億元人民幣。值得注意的是，發行主體不僅包括國家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還包括合和公路基建、麥當勞和卡特彼勒等。如果未來香港聯交所可以發行人民幣計價和交易的股票，將為我國香港地區人民幣回流境內開辟新的通道。這無疑給資本跨境管制增加壓力。
　　事實上，資本跨境管制是降低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一道屏障，盡管效果不盡如人意。如果經濟體制和基本面不發生大的變化，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在未來一段時間里還會持續存在。但如果在這樣的條件下放松資本跨境管制，人民幣升值壓力將被市場投機進一步放大，政府調控經濟的難度也將隨之加大。總之，匯率自由浮動是放松資本管制的前提條件。發展離岸市場之前就應該讓匯率自由浮動起來，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