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是否應該納入構成特別提款權(SDR)的“貨幣籃子”之中？這個問題早在幾年前就已經提出，在不久前的二十國集團(G20)南京會議上更是爭得火熱。許多中國學者、一些海外學者和政界、經濟界人士對此持贊成意見，美國財長蓋特納、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俄羅斯財長庫德林、法國財長拉加德等人則強烈異議，對此提出了一系列先決條件，蓋特納將其概括為三點：貨幣自由兌換、獨立的央行、資本自由流動。然而，這三項先決條件果真是加入特別提款權不可或缺的前提嗎？縱觀歷史經驗，答案是——否！
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完全由可自由兌換貨幣組成固然是最理想狀態，因為此時特別提款權流動性最大；但假如這種構成不能反映現實世界經濟實力的分布格局，那么這種“流動性”就只不過是有限市場上的流動性，算不上是真正全球市場上的流動性。對于一種國際貨幣自身而言，準確代表全球市場和經濟實力布局與株守有限市場上的流動性，孰重孰輕，明智者不難判斷。
就目前而言，貨幣自由兌換和資本自由流動對美英金融資本是最大利益所在，卻是包括中國在內其它國家宏觀經濟穩定性軟肋，中國不可能接受現在開放資本自由流動。
至于央行獨立性的關鍵意義，歷史不能證明這一點，即使美國自己的歷史也不例外。政治教訓表明，中央銀行的領導者一定要協調自己的行為與政治現實和時代的基調。如果與當權的政治領導人發生激烈沖突，可能會損害中央銀行的機構獨立性和力量。而且，雖然貨幣政策是“獨立”制定的，但中央銀行運作于一個存在總統、國會以及未來選舉重要影響的政治環境之中，無論如何“獨立”的中央銀行家都休想徹底逃脫政治領袖的勢力范圍，相反，他們還需要仰仗政治力量達到自己的政策目的。倘若我們深入探究，我們會發現，所謂“中央銀行獨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真正掌管世界事務的政客們有意制造的一個幻象而已，因為這樣一來，當經濟形勢不佳時，他們可以方便地歸咎于中央銀行家們而不是自己決策失誤。
人民幣應該國際化，我們也在力推其國際化，從經常項目交易中的人民幣計價結算，到資本金融項目交易中境外市場人民幣債券和人民幣股票的走紅，人民幣國際化已取得了長足進展。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第一貿易大國的貨幣，而且早已實現經常項目自由化，人民幣也早該納入特別提款權，這才能體現當前國際經濟現實，但加入特別提款權不能妨礙中國自己貨幣自由兌換和資本流動自由化的步伐。
從奧巴馬高規格接待胡主席訪美和通過的聯合公報，到在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先決條件，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表現表明他們一方面想承認中國崛起現實，另一方面又想把中國崛起約束在他們自己軌道、并為他們自己謀取最大限度利益的矛盾心態。我們不必強求他們馬上擺正心態，我們可以不急于加入，不必務虛名而招實禍。畢竟，特別提款權雖然可以作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突破口之一，但不是主要突破口；因為國際組織沒有自己的財權、軍權、行政權力，其影響力歸根結底還是依附于主權國家。要改革國際貨幣體系，降低對美元的過度依賴，還是要靠其它國家貨幣崛起成為國際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