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是一個歷史性難題。因為要根本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就必須解決“特里芬難題”和“n-1問題”的不對稱解。在全球經濟聯動性增強的時代，任何國家的單邊調整都有可能帶來巨大的宏觀經濟風險。因此，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充滿了長期性。當前，我們應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解決中國貿易大國與金融小國的矛盾，讓人民幣融入到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中去，打破現在美元、歐元主導下的國際儲備貨幣格局。
不久前在南京舉行的G20高級別研討會，主要探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這一歷史性難題。之所以說是歷史性難題，是因為國際貨幣體系從金本位時期、布雷頓森林體系到牙買加體系，重演的歷史背后有著相同的邏輯，“特里芬難題”和“n-1問題”的不對稱解，始終是國際貨幣體系的根本缺陷。
眾所周知，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問題，一是充當國際清償力的本位貨幣的確立，并保持其適度增長；二是圍繞本位貨幣的國際收支協調機制。相比之下，第一個問題更為重要，它直接決定著國際收支協調機制是自動協調還是政策協調，也決定著協調責任在各個國家如何分配。對于第一個問題，歷史成就了美元崛起和美元霸權，但也帶來了惱人的“特里芬難題”，盡管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似乎這個問題也得以根本解決。但是，在當前的牙買加體系之下，其幽靈依然存在。
1976年，根據牙買加協定和IMF章程第二次修正案而確立的牙買加體系，盡管美元同黃金脫鉤和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但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國際計價單位、支付手段和國際價值儲藏手段，國際貨幣體系仍然主要圍繞美元展開，“特里芬難題”依然存在：為了滿足全球經濟不斷增長帶來的國際清償力需求，美國必須不斷通過經常項目逆差輸出美元，但是經常項目逆差過度積累，會引發美元趨向貶值，影響美元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信心，從而動搖國際貨幣體系的根基。正是因為這樣，有人把牙買加體系叫做“復活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在這一體系之下，美元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地位，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國際貨幣體系采取以美國為“中心國”的不對稱辦法來解決“n-1問題”。從國際收支的協調機制來看，任何一個由n個國家組成的、資本可以在區域內自由流動的固定匯率區都面臨“n-1問題”，也即n-1個獨立匯率之外的那個自由度剩余如何分配和使用的問題。很顯然，我們把這個自由度剩余分配給了美國來使用，美國成為這個匯率區的“中心國”，其他國家成為“外圍國”，需要擔負維持與美元固定匯率的責任。
牙買加體系確立之后，黃金非貨幣化，貨幣發行徹底擺脫黃金儲備約束，完全建立在信用基礎之上，傳統國際貨幣體系所面臨的老問題開始現代翻版。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常賬戶就出現了巨額逆差，美元出現大幅貶值，為了改變自己在世界經濟中的不利地位，美國通過政治、經濟等手段軟硬兼施，迫使當時的主要順差國日本和西德等國先后簽訂了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美國趁機實現了經濟回穩，而日、德等國經濟陷入衰退，尤其是日本陷入了泡沫經濟并爆發經濟危機，時至今日，還一直處于經濟不景氣的低迷狀態。進入20世紀90年代，亞洲新興市場國家成為主要的貿易順差國，尤其中國成為焦點，而美國再次成為逆差國，這種趨勢至今沒有改變。
建立在國內低廉的勞動力、資源稟賦之上，中國形成了粗放的外需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外貿出口主要集中于美國，產生了大量貿易順差，由此換來了巨額的外匯儲備，而美國則陷入巨額貿易逆差之中。鑒于美國的“中心國”地位和美元的國際貨幣本位，中國大量的外匯儲備又以購買金融資產等方式回流到了美國，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美國的資產膨脹型消費模式。我們可以看出，國際貨幣體系缺陷是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更是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
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嚴重摧毀了“復活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敦促世界各國尋求世界經濟平衡增長之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首當其沖被提了出來，但是面臨相當大的難度。因為要根本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就必須解決“特里芬難題”和“n-1問題”的不對稱解，然而這就勢必要削弱美元的國際貨幣本位和美國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心國”地位，這是美國所不能容忍的。用對稱解的辦法（即讓n個國家共同使用自由度剩余）解決“n-1問題”，形成比較均衡的國際收支調節責任承擔機制，在主權國家林立的世界上，這種基于共同利益的跨國家和超國家行動也是非常困難的。
我國提出了解決“n-1問題”的第三種辦法，即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作為“外部駐錨”，讓SDR充當國際本位貨幣。然而要征得各方同意和解決具體操作中的技術問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畢竟縱觀國際貨幣體系100多年的演變歷史，國際本位貨幣的更替實際上折射出了經濟霸權力量的轉移和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而要實現這種轉移和變化，又談何容易，在全球經濟聯動性增強的時代，任何國家的單邊調整都有可能帶來巨大的宏觀經濟風險。因此，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充滿了長期性。
當前，我們應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解決中國貿易大國與金融小國的矛盾，讓人民幣融入到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中去，打破現在美元、歐元主導下的國際儲備貨幣格局，促進多極化儲備貨幣體系的建設。增加自身在國際貨幣金融組織中的話語權，通過雙邊和多邊體系發揮作用，積極維護中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