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年齡問題，被稱為“窮人的銀行家”的穆罕默德·尤努斯被孟加拉國央行強令“下課”。拋開表面程序、法律爭議等不談，尤努斯去職風波背后，反映了關于小額信貸的種種民粹主義思潮。
　　尤努斯是200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他在1983年一手創建了小額貸款銀行格萊珉銀行，開創了窮人無需抵押即可貸款的先河。但從去年開始，孟加拉的鄰居印度發生了小額信貸危機。據報，印度南部安得拉邦小額信貸規模達25億美元，占全印70億美元份額的三分之一以上。由于部分機構利率過高，且以暴力手段催收貸款，85名居民因無力還款自殺，遂使安得拉邦頒布法律，限制小額信貸利率水平并禁止信貸機構暴力收款。雖然世界銀行等機構認為，這次危機源于該邦政府的干預，但這股風潮也逐漸延續到小額信貸發源地孟加拉，尤努斯以及格萊珉銀行也備受質疑。
　　去年11月底，丹麥調查記者湯姆·海內曼在為挪威廣播公司拍攝的紀錄片《深陷小額債務》中，揭露上世紀90年代格萊珉銀行曾未經許可，將挪威發展合作署捐贈的1億美元轉移到下屬的一個非營利機構，引來政府對于尤努斯諸多調查。孟加拉總理哈西娜就曾指責尤努斯及小額信貸機構，稱小額信貸變為窮人的陷阱，償還利率在20%至50%的貸款，實際上就是“以脫貧的名義從窮人身上吸血”。
　　由于成本高與專業度高，小額信貸往往需要一定的高利率維持，然而小額信貸的對象往往是中下階層，從窮人身上賺錢成為不少民粹主義者不能接受的道德重負。
　　按照國內學者杜曉山的分類方法，小額貸款可分為商業性和公益性兩類。簡單來說，就是通過盈利與慈善的區分與重疊來界定，可以分為盈利非慈善、慈善不盈利、慈善且盈利三類。現實來看，這兩大類模式都各有短板。
　　從商業小額貸款來看，如果能有序推廣，盈利亦無可厚非。不過，有時過高利率帶來的回報空間，反過來也吸引資本流入，不少風險投資資本也對此興趣頗多。如果不設法控制，走得太遠，將會使得小額信貸淪為與舊日高利貸類似的牟利機制，印度小額信貸危機即是一例。
　　如果走公益性小額貸款之路，沒法自負盈虧的話，難說是長遠之計，甚至限制了發展規模。目前小額貸款公司中入不敷出的占據大多數，這也使得小額貸款本身流于“授人以魚”的尷尬境地。根據相關數據，某世界機構調研過全球800多家小額信貸機構中，只有不到40％能實現自負盈虧。
　　在政策和現實限定之下，回報過低對于擴大小額信貸項目本身幫助不大，也無法激起資本對于小額信貸興趣。然而，民粹主義者對此并不買賬，往往認為如果小額信貸的目的在于扶貧，就不應該從窮人那邊賺錢，從事慈善就不該盈利，利率更不該高于市場利率。
　　學界普遍認為，可持續的利率至少應能覆蓋操作成本、風險、通貨膨脹、融資成本、適當的利潤。從國際經驗看，小額信貸利率比市場商業貸款利率高10%以上，是可以持續且能接受的。提高小額貸款利率是為了吸引更多資本流入這一市場，缺少資本往往是貧窮的最大原因。尤努斯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窮人之所以窮，并非因為沒有經過培訓或是沒有文化，而是因為他們無法得到他們的勞動報酬。他們無力控制資本，而恰恰是控制資本的能力才會使人們擺脫貧窮。利潤是坦然地倒向資本的，窮人處于毫無力量的境地，只能為生產資本控制者的利益勞作。他們為什么無法控制任何資本呢?因為他們沒有繼承任何資本或貸款，又因為被認為沒有任何信貸價值而不能貸款”。
　　這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的觀察一致，森多次強調，貧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基本能力缺失。也正因此，尤努斯一直反對小額信貸利率過高，認為將小額貸款變成高利潤、高增長的行業無異打開“潘多拉魔盒”。格萊珉銀行利率往往在20%至30%之間，比起市場商業利率，差距不會超過 10%。與此同時，超過95%股權在于貸款人，使得盈利由貸款人分享，這使得他們走上了可持續的道路。
　　即便如此，民粹主義者依然質疑格萊珉模式的正義性。從尤努斯以及小額信貸危機風波來看，小額信貸發展模式或許將接受更多可持續性考驗。以往扶貧僅僅依賴小額信貸即可解決的狂想將告一段落，小額貸款褪去道德光環也許不無裨益。
　　不過，適當的高利率不僅有助于改善小額信貸市場，對于整個信貸環境的利率市場化也不無裨益，這一點已得到國際經驗證明——當正常資金需求被人為阻礙之后，再低利率也難以惠及中小企業以及個人，低廉資金每每被尋租。同時，引導商業化小額貸款公司的有序介入，對于小額貸款市場利大于弊，畢竟多數情況下，商業比起慈善更能打動資本。
　　進一步看，任何扶貧項目本身如果不具備持續性，那么即使最有效，也只是曇花一現。具有意義的扶貧在于“授人以漁”，唯有扶貧和財務可持續的雙重目的，才能真正改善窮人的命運。